苏轼,心灵归隐精神丰碑.docVIP

苏轼,心灵归隐精神丰碑 　　在中华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历史中，很多文人保持了应有的操守和良心，他们都把归隐作为自己最终的归宿。尘世的流俗，黑暗的官场，让他们不想与世俗同流合污，要坚守知识分子的原则和良心，要守候自己高贵的精神家园。于是，他们选择了归隐。作为中国古代文人代表的苏轼到底是否归隐，专家学者历来对此持有不同见解。 　　许多学者认为苏轼从来没有真正地想做一个隐士。对“归去”的反复吟唱，只是他对于陶渊明代表的士人出世精神的承继与发扬而已。李泽厚先生指出，苏轼“一生并未退隐，也从未真正‘归田’”。也有学者认为苏轼始终徘徊在仕与隐之间，内心矛盾，最终没有迈出归隐的那一步，“归隐”之于他，是无奈，是向往，是对现实的逃避，却不是生命价值的终极实现方式。有的学者认为苏轼在黄州、阳羡等地都曾买田，是实际上的暂时归隐，也有人认为苏轼虽然买田，但是始终未能真正归隐。 　　笔者认为苏轼是心灵的归隐，是真正的归隐。 　　中国人历来就讲“小隐隐于野，中隐隐于市，大隐隐于朝”或“小隐在山林，大隐于市朝”。那些所谓的隐士看破红尘，希望依赖周围的环境忘却世事，沉湎于世外桃源，隐居于山林，这只是形式上的“隐”而已，这是小隐；真正有能力的人却是匿于市井之中，那里才是藏龙卧虎之地，这是中隐；只有顶尖的人才会隐身于朝廷之中，他们虽处于喧嚣的时政，却能大智若愚、泰然处之，真正达到了物我两忘的心境，能在最世俗的市朝中排除嘈杂的干扰，自得其乐，因此他们隐居于市朝才是心灵上真正的升华所在。真正的隐者不是肉身的归隐，而是心灵的归隐，笔者称之为“心灵归隐”，这才是真正的隐者。 　　纵观苏轼的一生，其精神状态从“人间歧路知多少？试向桑田问耦耕”到“莫嫌荦确坡头路，自爱铿然曳杖声”，再到“噫归去来兮，我今忘我兼忘世。”是一个逐渐解脱的过程，尽管这三种心境在许多时期是交融一体，但占主流的仍然是“心灵的归隐”。在苏轼的现有350首词作中，有87首词101次使用了“归”字，扣除15首词中15次与归隐思想无关的“归”字，仍有72首，占全部词作的五分之一。而以“隐”、“还”、“逝”等其他词语咏叹归隐主题的还没有计算在内。可见，苏轼确实有着一颗归隐的心灵，而且伴随他的一生并随着不同时期而变化：由早期的思乡、归耕的具体寄托到黄州时期（含离黄赴汝途中及居住常州期间）的“聊从造物游”（《菩萨蛮》）的超脱，再到晚年的“北归”与“天涯未觉远”（《发广州》）的同一。 　　苏轼的归隐情结几乎从他一踏入仕途就已经产生，并且伴随了他的一生。无论是不得意时的仕宦（如通判杭州和知州密徐时期），还是痛苦的黄州、惠州、儋州的贬谪，抑或是较为得意的元?时期，“归隐”始终是他“才下眉头，却上心头”的难以挥去的情结。苏轼科举成功就去做官了，他刚进仕途就想着归隐，他和弟弟子由经常讨论怎么归隐，总想自己有一天能够不做官。苏轼曾说：“君子可以寓意于物，而不可以留意于物。寓物于物，虽微物足以为乐，虽尤物不足以为病；留意于物，虽微足以为病，虽尤物不足以为乐。”这表明了苏轼对待金钱，对待富贵的态度，他认为金钱也好、做官也好，只是暂时用它；但是精神、心并不能留在这个上面。 　　如果苏轼可以随其流，扬其波，定会生活得很好，但他是个不识时务的俊杰。他有着那个时代的人不能明了的东西，尤其是不适合官场中的价值观。熙宁变法时期，如果苏轼苟从王安石就不会有“乌台诗案”和黄州流放；元?更化时期，如果他苟从司马光则不用屡求外放。这种“独立不随”的精神，在苏轼词中的表达就是“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卜算子》），也是“自怜冰脸不时宜”，“尚馀孤瘦雪霜姿”（《定风波?咏红梅》），其中的主要支持力量就是心灵归隐情结。因为，士人如果不以仕宦为人生目的，自然就把功名看得轻了；如果随时有着 “欲隐则隐”的情怀，则自然不会阿谀苟合、随波逐流。因此，旷达的体认与隐含的悲哀才是一个完整的心灵归隐情结，才能体现一个完整的苏轼。 　　苏轼的心灵归隐了。孔子的“孔颜之乐”、庄子的“游世”思想以及禅宗的“随缘”思想使苏轼超脱了贬寓黄州、惠州和儋州的痛苦，使其人生境界上升到了天地精神的人生审美高度，从而建立起心灵归隐的精神家园。心灵痛苦的解脱和心灵矛盾的超越，这是苏轼政治上受打击后一贯的思想挣扎，一句“小舟从此逝，江海寄馀生”收尾，余韵深长。旷达不羁是先生的本性，遗世独立的道家思想几度让先生在出世与入世中徘徊挣扎，于是乎，空漠中的旷达不羁更让人感觉无尽的深刻沉重。苏轼此时，已不只是对政治的退避，而是一种对社会的退避，空漠中，旷达不羁地退避。这是苏轼这种高品味的文化人所能对世俗表达不满的唯一途径。“江海寄馀生”其实和“羽化而登仙”一样，是他又一次精神上的解脱，苏轼的归隐，不过是追求一种精神自由、合乎自然的人生理想。大隐隐于市，如同任何一位有着大彻大悟的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