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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局限性与活动可能性 　　《必须提高“以语言解释语言”的能力》是徐江老师发表于《中学语文教学》2010年第10期的文章。所针对的问题是笔者和肖家芸老师合作的《活动的意义在于过程的充分展开》一文所倡导的语文教学活动化的观点（见《中学语文教学》2010年第7期）。 　　仔细梳理徐老师的意见，似有两点：语文教学的基本手段就是“以语言解释语言”，执教者搞“活动”是为了掩饰自己“以语言解释语言”能力的孱弱；执教者要细读文本，在读的过程中提高自己的解释能力。对于第二点，我们非常赞同，文本解读能力的确应是语文教师的基本能力，而且必须不断加强；但对于第一点，我们觉得有商榷的必要。 　　其一，语文教学的基本手段是不是就是“以语言解释语言”？ 　　这里先讲一个禅宗的故事。 　　一个是“拈花一笑”的故事： 　　有一天，教主释迦牟尼升坛讲法，众多弟子眼巴巴地望着他，他却一句话也不说。伸手从讲坛上的花盆中，拿起一朵花，拈在手中，好像在暗示着什么。弟子们谁也不懂这个动作是什么意思。这就是“释迦拈花”。 　　释迦有个大弟子，叫迦叶。佛经记载，看见释迦拈花，迦叶“破颜微笑”。宗教堂会，戒律极严。可就在这鸦雀无声中，迦叶尊者竟然微微一笑，尽管不是开怀大笑，也是大大出乎常规的。这就是“迦叶微笑”。 　　这师徒两人的行为合在一起，就叫做“拈花一笑”。 　　紧接着，释迦牟尼发话了：“吾有正法眼藏，涅盘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法门，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付嘱摩诃迦叶。”意思是说：大家听好了，我有绝妙高招，可以直接悟道，刚才已经传授给迦叶了。你们要学，就问他去吧！ 　　据说，这就是禅宗的起始。 　　南宗系统是由一个不识字的人发展出来的，这无异是对唐朝正统文化的嘲笑。这么多人架构一个语言、文字的体系，结果被一个伙头师父颠覆，而且居然由此开创了一种全新的格局。 　　这里，我们注意到，“拈花一笑”故事中佛祖在给迦叶传法过程中完全没有使用语言；六祖惠能故事中，五祖与惠能约定传法时唯一的语言就是“胡说”，其他都是行为动作。为什么不用语言或少用语言??因为禅宗认为，语言有局限性，佛意、佛理、禅悟的体验不是语言所能完全表达的。 　　禅宗是印度佛教和中国固有文化融合的典型成果。在中国固有文化中，人们对语言的局限性是有比较一致认识的。《老子》就讲：“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庄子?齐物论》也讲：“夫言非吹也，言者有言；其所言者，特未定也。”言语有表述的对象，而对象不确定，语言与对象无法相符。《秋水》说：“可以言论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语言的有效性只限定在“物之粗”，事物的精妙旨意不能用语言来表达。这就涉及到言与意的关系问题。《天道》讲：“语之所贵者，意也，意有所随。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也。”《周易?系辞》则依托孔子提出了“言不尽意”的命题：“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 　　言意关系是魏晋玄学的重要论题。王弼认为；“可道之道，可名之名，指事造形，非其常也”（（王弼《老子》第一章注）。“名之不能当，称之不能既。名必有所分，称必有所由。有分则有不兼，有由则有不尽；不兼则大殊其真，不尽则不可以名，此可演而明也”（《老子指略》）。语言符号亦即“名”，能反映事物的部分特征，能指称事物，但“有不兼”、“有不尽”，常常“大殊其真”。在此，王弼没有完全否定语言的表达功能，但同样为语言设定了一个有效的界限。 　　就语文教学而言，语言出现在三个系统中，一是学生系统，二是教师系统。此外，在师生对话中，为了使学生能够更好地概括自己的感悟和认识，教师能够更深刻地引导学生的思想，课堂上需要一套引发师生互动、作为教学工具的语言系统，这套语言系统就是教学语言系统。教学语言系统一方面存在语言本身“有不兼”“有不尽”而“大殊其真”的特点，另一方面由于师生经验、知识和水平的落差，这种“不兼”“不尽”的情况更加凸显。因此，在教学过程中，“教师理解的课程”与“学生理解的课程”往往存在变异或错位的现象。 　　既然“以语言解释语言”存在变异或错位现象，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势必要开发一些其他方式来“解释语言”，而“活动化”就是“其他”方式之一种。在这种背景下，“活动化教学”应运而生。以活动化教学观看来，“以语言解释语言”之外，语文教学显然还有非常重要的教学手段，那就是以活动解释语言，以活动内化语言。 　　其二，语文教师搞“活动”是不是就是为了掩饰自己“以语言解释语言”能力的孱弱？ 　　毋庸讳言，现在有些语文课为搞活动而搞活动，把“活动”搞滥了，搞歪了。但我们不能就此认为“搞活动”本身不好，正如越来越普及的互联网，不能因为有人利用网络坑蒙拐骗，就怪责于网络本身。网络是中性的，“搞活动”也是中性的，关键是怎么搞，搞什么样的活动。 　　就活动本身而言，它具有语言所不具有的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