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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疑新课程反思文本认识中介 　　[摘要]新课程的反思文本中对于同一问题的认识出现了较大的分歧，症结的原因之一在于偏颇的认识中介使得这一反思过程从认识论的角度看有着认识主体与客体二元分立的缺陷，因此我们还需要另一种认识中介作为补充，即作为本体意义存在的教师及其反思。这一认识中介虽然由于历史阶段人的发展的片面性而在实践中呈现出两难的困境，但却有着克服传统认识论二元分立框架的价值和可预见的可行性，也是我们追求的方向。 　　[关键词]反思 认识论 认识中介 　　 　　有关新课程的话语随着新课程实践进入高峰期也发生了明显的转变，“从开始时大张旗鼓的‘宣传’到现在不断涌现出来的‘评议’（笔者注：即质疑性的反思）”。经过相关检索梳理，我们获得了一些认识，这里仅试图探讨其中一个较为突出的问题。 　　 　　（一）问题：谁在“说谎” 　　 　　对于变革的反思中出现不同的声音，进而产生对话甚至争论都是正常的，也是可喜的。但有一种分歧却引起了我们的关注，即在同一问题上，思辨性反思的“共识”（较为普遍的认识）与大范围的实证研究的调查结果出现了较为明显的分歧，这里以关于教师的研究为例来说明这一现象。 　　关于教师的各种研究几乎都在开篇点明教师在课程改革中所具有的决定性作用，是“改革取得成功的内在动力”。众多理论研究断言：当新课程需要教师在课程角色、思维方式及教学实践等各个方面都发生深刻转变时，教师在主观愿望与自身能力上都会抗拒或阻碍变革的进行。 　　众多学者的研究都有一个前提性的共识：教师主观倾向与客观能力转变（香港学者称之为“教师改变”）不仅重要，而且存在着重重的困难。但这一共识却似乎不符合实证研究的调查结果或研究结论。 　　52%和41.3%的教师对课程改革“很有信心”和“比较有信心”；32.7%和61.9%的教师“完全适应”和“基本适应”新课程；25.2%和72.8%的教师“很适应”和“基本适应” 新教材；85.8%的老师“很赞成”本次新课程改革；95.7%的教师都能对教材作适当修改；90%以上的教师表示能适应新的课程和教材；14.5%和70%的教师认为“完全可以做到”???“创设条件可以实现”新课程所倡导的评价理念和方式…… 显然，这样的数据足以表明：改革总体上的进程顺利，几乎没有遇到教师方面的阻碍。 　　虽然实证研究中也明确表述这些是依据教师的回答进行的统计，但论者也根据这一统计做出了符合逻辑的推测，并得出一些结论，比如“调查显示，教师的课堂教学观和教学实践已经开始摆脱传统课堂教学的束缚”；“可见，教师对新课程所倡导的教学方式和评价方式的可操作性有很大的信心”……换言之，论者不仅摆出了统计的数据，并且从中得出了相应的结论或做出了判断，从而验证了“从总体上看，教师对新课程改革是认同的”这一观点。 　　此外，这类研究也找出了实践层面的问题，但综合起来看，这些问题大多属于宏观制度层面，或者是一种相对客观的因素，比如“课程资源（笔者注：主要是经费等硬件配套设施）匮乏”、“城乡差异显著”、“培训机制、评价制度与方法滞后”等，从而间接地得出这样隐晦的推论：教师，至少在主观方面并不构成阻碍课程变革的主要问题，而恰恰是一些经济的、制度的因素有碍于教师推进及实施课程与教学的变革。 　　两相比较，我们困惑：谁在“说谎”？ 　　 　　（二）症结的一种判定：外在于实践的认识中介导致主客二分的认识发生 　　 　　笔者认为，认识中介的外在属性及差异，是出现分歧的关键。这里试将这一问题置于认识论范畴做一简要的分析。现代认知心理学运用信息论揭示认识过程的内在机制，把认识过程看成是信息接收、加工、存储和输出的过程。认识的中介，这里可以看成是一种认识的工具，是主体用于接收、加工、存储和输出有关客体信息的中介手段。正如列宁所言：“仅仅‘相互作用’=空洞无物，需要有中介”，“一切都是互为中介，连成一体，转化而联系的”。从认识的中介去考察，这两种中介都有一定的合理性，也都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合理性自不待言。局限性具体表现在这样几点。 　　从思辨研究来看，专家学者有的是从理论出发，进而对实践实施一种观照，这种理念即是一种知识，从后现代知识观来看，这种知识中本身蕴含着其产生时所具有的价值倾向（即一种“偏见”）。当然，也有从实践出发，进行论述的。但这些“实践”，是研究者透过理论之眼所看到的“实践”，而不是实践本身。正如休谟所言：“我们所确实知道的唯一存在就是知觉……除了知觉以外，从来没有其他存在物呈现于心中”，虽然我们并不是回到他的怀疑论，但这种透过带有一定知识偏见的理论所观照的实践，就产生了一定的扭曲与变形。此外，由于“我国众多的教育学类研究者（包括一些心理学者）多半是学教育、哲学、外语、历史等‘文科’的，大多‘坐而论道’”，涉及实践层面的问题时，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