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和胡适租房住故事.docVIP

蔡元培和胡适租房住故事 　　一 　　 　　蔡元培先生出生于1868年1月11日，至1936年1月11日，按当时还广为流行的以虚岁计，则已届七十岁了。俗话说“人生七十古来稀”，因此，蔡先生的一些好朋友和学生想给他老人家做七十大寿。 　　自古以来，为人做寿，是非送寿礼不可的。那么，送什么样的寿礼呢？这就大有讲究了。所送之寿礼最好要为老寿星所急需并乐意接受，还能表达大家的一份诚挚的心意。大家本着这个原则，经过认真考量，反复讨论，最后商定，由大家集资购买或兴建一套房子作为寿礼。因为蔡先生一直没有自家的住房，特别是到了晚年依然如故，还是租房子住。 　　据统计，蔡先生于1928年8月已年逾花甲，六十又二岁，举家离开北平南下，定居上海，至1937年11月，偕妻携子离开上海南下，避难香港，前后九年之间，在上海先后租房竟然多达五次：慕尔呜路升平街二百四十三号、极司非尔路四十九号、静安寺路静安别墅五十四号、愚园路八百八十四号、海格路一百七十五号，几乎是过一年多点时间，就得搬一次家，总是寄人篱下。搬家，是相当麻烦的事，常搬家，显然不利于老人的身心。 　　所以，蔡先生的好朋友和学生蒋梦麟、胡适、王星拱、丁燮林、赵畸、罗家伦，于蔡先生七十岁前夕的1935年9月7日，特地联名写信给蔡先生： 　　“孑民先生： 　　我们都是平日最敬爱先生的人，知道明年一月十四日（误，是十一日――引者注），是先生七十岁的寿辰，我们都想准备一点贺礼，略表我们敬爱的微意。我们觉得我们要送一件礼物给一位师友，必须选他所最缺少的东西。我们知道先生为国家，为学术，劳瘁了一生，至今还没有一所房屋，所以不但全家租人家的房子住，就是书籍，也还分散在北平、南京、上海、杭州各地，没有一个归拢庋藏的地方。因此我们商定这回献给先生的寿礼，是先生此时最缺少的一所可以住家藏书的房屋――各地的响应，已超过了我们当初的期望。 　　现在我们很恭敬地把一点微薄的礼物献给先生，很诚恳地盼望先生接受我们这一点诚意！我们希望先生把这所大家献奉的房屋，用做颐养、著作的地方；同时也可看做社会的一座公共纪念坊，因为这是几百个公民用来纪念他们最敬爱的一个公民的。我们还希望先生的子孙和我们的子孙，都知道社会对于一位终身尽忠于国家和文化而不及其私的公民，是不会忘记的。 　　我们很诚心地祝 　　先生的健康！ 　　和先生一家的健康！ 　　蒋梦麟胡 适王星拱 　　丁燮林赵 畸罗家伦 　　中华民国二十四年九月七日”（季羡林主编：《胡适全集》，第24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253-254页） 　　蔡先生面对大家的盛情与重礼，感觉到受之有愧和却之不恭的两难，所以反复考虑了三四个月后才选择了接受，延迟到自己70岁生日快到的1936年1月1日才写了回信： 　　“接二十四年九月七日惠函，拜读以后，惭悚得很！诸君子以元培年近七十，还没有一所可以住家藏书的房屋，特以合力新建房屋相赠。元培固没有送穷的能力，但诸君子也不是席丰履厚的一流：伯夷筑室，供陈仲子居住，仲子怎么敢当呢？诸君子的用意，在对于一个终身尽忠于国家和文化而不及其私的公民，作一种纪念，抽象地讲起来，这种对于公而忘私的奖励，在元培也是极端赞成的。但现在竟以这种奖励加诸元培，在元培能居之不疑么？但使元培以未能自信的缘故，而决然谢绝，使诸君子善善从长的美意无所藉以表现，不但难逃矫情的责备，而且于赞成奖励之本意，也不免有点冲突。元培现愿为商君时代的徙木者，为燕昭王时代的骏骨，谨拜领诸君子的厚赐，誓以余年，益尽力于对国家对文化的义务；并勉励子孙，永永铭感，且勉为公而忘私的人物，以报答诸君子的厚意。谨此申谢。”（转引自周天度：《蔡元培传》，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79页） 　　但是，由于日军侵华日益加剧，1937年先心怀叵测地挑起“七?七”事变，攻陷北平，紧接着又肆无忌惮地发动“八?一三”淞沪战争，攻陷上海，中国人民同仇敌忾地奋起进行全面的抗日战争，大家，连同蔡先生本人，也就无暇再顾及为他建设新住房之事了。 　　二 　　 　　胡适先生租房住的情况，他的老乡、亲戚、老朋友、有时还是常住的石原皋曾作过统计。 　　在北京，胡适先生先后租房多达五处：南池子缎库后身八号、钟鼓寺十四号、景山大街陟山门六号、后门米粮库四号、东厂胡同一号；在上海，租住静安寺极司非尔路四十九号甲。石原皋对胡先生屡屡乔迁的细节娓娓道来： 　　“胡适在北京，最初住在南池子缎库后身八号。我到北京时，他家已搬到钟鼓寺十四号，在大学夹道附近，离北大不远，住宅是普通四合院，房子不大，一进门为门房，两侧为厢房，正房居后，旁有耳房，厨房很小，厕所更狭。庭院也不宽大，栽有一二棵小树，数盆夹竹桃。正房为寝室和书房，两厢为客房及会客室。男佣人住在门房，女佣人住在耳房。家具陈设也很简单。那时，各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