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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时期《晨报副刊》办刊特色及其启示 　　摘要：《晨报副刊》在中国报纸副刊史上具有里程碑的地位。《晨报副刊》贴近实际，以受众需求为中心，将启蒙任务落到实处，坚持冷静、客观和理智的办刊思路，致力于向大众传播新文化思想和观念，采取灵活多变的经营形式，给大众、给社会以深切的人文关怀，体现了副刊应有的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主体意识。《晨报副刊》的办刊特色，对今天副刊的健康发展具有借鉴意义。 　　关键词：晨报副刊 办刊特色 思想启蒙 　　 　　《晨报副刊》是“五四”时期我国著名的“四大副刊”之一，在报业激烈的竞争中，孙伏园主持下的《晨报副刊》锐意革新、兼收并蓄，逐渐发展成为文艺界、学术界所瞩目的综合性新式副刊。它贴近实际，以受众需求为中心，将启蒙任务落到实处，坚持冷静、客观和理智的办刊思路，致力于向大众传播新文化思想和观念，给大众、给社会???深切的人文关怀，体现了副刊应有的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主体意识。 　　当前，人民群众获取信息和精神享受的渠道日益多元化，副刊在公共领域的影响力及其在文化传播中扮演的角色已大不如前，认真研究并借鉴孙伏园时期的《晨报副刊》的办刊特色，对今天副刊的健康发展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社会启蒙，功在千秋 　　孙伏园（1894～1966年），字养泉，笔名伏庐、桐柏、松年等，曾参加了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并担任《国民公报》副刊的编辑。1920年7月开始主持《晨报副刊》，他锐意革新，将其办成了一种兼收并蓄，为文艺界、学术界所瞩目的综合性新式副刊。1922年5月5日，《晨报副刊》编发了“马克思纪念”专辑，开报纸副刊介绍马克思主义和俄国革命风气之先。“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几乎所有知名作家都在副刊上发表过作品或译作，国外许多著名作家、哲学家、科学家也被介绍在副刊上。孙伏园以反叛封建旧文化和建设新文化的双重姿态活跃在文坛和报坛上，名声大噪。纵观孙伏园先生的一生，副刊编辑工作贯穿始终，他也因对副刊编辑贡献颇大而被后世新闻史学界称为“副刊大王”。在他的整个副刊编辑生涯中，又以编辑《晨报副刊》时最为著名。 　　孙伏园主持下的《晨报副刊》在中国报纸副刊史上具有里程碑的地位。在它的影响下，对社会文化启蒙工作的积极参与已成为中国报纸副刊的一个重要传统。这个传统启示我们，一定要重视副刊与社会文化启蒙之间的内在关联，充分观照每个时代社会文化启蒙的特殊要求，实现副刊自身的文化价值。但是，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对于副刊的传统没有很好地研究，尤其对于副刊承担社会文化启蒙任务这一传统没有很好地关注和继承，这使得许多报纸副刊失去了类似于当年《晨报副刊》那样的传播影响力，有些报纸副刊的发展还走了不少弯路。 　　事实上，新中国成立后，思想文化领域内批判落后思想意识的启蒙工作仍需长期进行。在当今改革开放不断深化的过程中，各类竞争日益激烈，各种利益关系不断调整，人们渴望对层出不穷的新现象、新矛盾有较透彻的理解，因而这种启蒙工作应该更深刻、具体、细致地开展。而文化启蒙作用与启蒙精神是报纸副刊的重要方面，应该引起充分重视，只不过不同时代的文化启蒙有着不同的目标与内容。尤其是“五四”时期《晨报副刊》积极参与新文化传播、顺应时代要求、结合自身特点进行文化思想启蒙这一传统对当今报纸副刊发展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二、品位高尚，引导需求 　　《晨报副刊》在孙伏园的主持下致力于传播新文化、新思想，态度鲜明而坚决，坚持自己的追求，在“五四”时期新文化思想的传播中具有明确的导向作用。《晨报副刊》也曾有很大篇幅的自然科学、哲学、文学等方面文章的连载，这受到不少读者的指责。但《晨报副刊》并没有因为这些而改变自己的办报原则。孙伏园在“编余闲话”一栏里曾不止一次为自己辩护：“讨论学理的文章，即问题极其狭小，也不能只用数百字乃至千数字便说得圆满”，“如果希望著作者把文中意义说得格外丰富圆满，自非让他多作长篇不可”。《晨报副刊》保持副刊的独立思想，坚持冷静、客观和理智的办刊思路，以最大的包容性让它的各种撰稿人表达自己的意见和主张。同时，它从不压制批评，相反却极力组织批评，通过批评帮助大众对各种思想观念进行价值判断和选择。 　　应当说21世纪的副刊既需要人文精神，也需要关注社会和世道人心，以体现一张报纸的思想水准、民主意识和社会责任感，而这正是“五四”时期《晨报副刊》的优秀传统和宝贵经验。今天，随着媒体竞争的日益激烈以及分众化时代的到来，综合性的文艺副刊已逐步走向分化，曾经集纳在一个版面中的内容已分化成多个版面，如读书、随笔、评说专版等。而在信息超载的今天，受众更需要权威性的分析与引导。因而副刊只有加强文化、思想批评才能在报纸中占有一席之地。另外，随着受众知识教育水平的提高，高质量的书评、影评、时评以及其他有着丰富社会隐喻的文学文本，仍有着较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