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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限娱令”看当前大众文化泛娱乐化 　　［摘 要］ 在追逐利润的驱动下，当前大众文化陷入泛娱乐化的局面。泛娱乐化带来了大众文化审美价值的失落，直接导致文化原创力的萎缩，在戏仿、恶搞、误读之下文化成为空洞的能指符号游戏，缺乏对现实人生的关注与拷问，文化自身那种超越性精神维度被无形侵蚀。健康且有益于文化发展的娱乐应该在即时的感性体验之外不放弃对于美和核心价值的不懈追求。 　　［关键词］ 泛娱乐化;恶搞;戏仿;傻乐 　　 自2011年10月21日广电总局“限娱令”正式下发以来，“限娱令”成为媒体的热点话题。它是针对当前电视泛娱乐化现象出台的，核心内容是：各省卫视在晚上7：30-10：00黄金时段，每周娱乐节目不能超过两档，此外各台必须设一档道德类节目，选秀节目数量也将严格受限。大众对于这一举措虽然态度不一，但八成网民支持“限娱令”，认为当前文化发展应当遏制泛娱乐化的倾向。［1］ 　　电视作为人们日常休闲消遣的工具，追求娱乐化无可厚非，但当前电视节目对娱乐的追逐过了头。如快乐大本营、开心辞典、非常6+1、超级女声、星光大道、达人秀等节目层出不穷，内容空洞低俗，要么胡说八道，插科打诨，要么窥视隐私，虚假煽情，甚至编排虚假热点，以满足大众娱乐心理。其实泛娱乐化并非综艺节目独有，它已渗透到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影视剧严重模式化，言情戏“上床”，武打戏“上房”，古装戏“上朝”。尽力编造娱乐大众的剧情，暴力、色情、畸恋充斥荧幕。就连新闻也出现娱乐化的倾向，名人轶事、暴力犯罪、灾难事件、花边新闻等软性内容成为新闻的重点，即便是严肃的政治、经济新闻也竭力挖掘背后的娱乐内容，就连叙述方式也越来越讲求戏剧性和冲突性以增强娱乐性。文学亦不能免俗，精英作家已被成千上万的“写手”取代，经典无人问津，而一些漏洞百出的网络小说却广受欢迎，玄幻、言情、魔幻占据了文学网站的排行榜，娱乐在不断瓦解传统文学的地位。就学术也走向通俗化，笑谈、戏说、杂侃成为说古论今的作料，学术摇身一变成了说书，《老子》《庄子》《论语》等经典被调制成为当代人的“心灵鸡汤”。网络更疯狂，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异质竞争，炒作“名人”，制造热点，均以雷人雷语、裸照、色情日记为杀手锏。娱乐被无限度放大，成为当前大众文化的惟一驱动力。 　　一 　　泛娱乐化引领下，当前大众文化的艺术价值、审美价值已然让位于商品价值。资本和商业迫使大众文化日趋逐利，娱乐化与商业资本介入有着极强的互动性，“娱乐化促进了商业（资本）的介入，而商业（资本）介入则加速了娱乐化的进程。”［2］大众文化的泛娱乐化直接取决于大众的市场需求，电视要获取高收视率，电影需要有好票房，报纸需要最广的发行量，而网络追求高点击率。“大众文化的生产、传播和消费像其他任何商品一样，首要的是占有市场、占有消费者，其内在的质量、价值、意义倒在其次。”［3］利润驱使下，所有的文化产品心甘情愿放弃了其他功能，一心一意迎合大众的娱乐需求，文化的政治功能、认知功能、教育功能，甚至审美功能都遭到严重的抑制，“美感的产生已经完全被吸纳在商品生产的总体过程中。”［4］大众文化要想利益最大化，获得大众认可，就必须在文化生产上迎合大众的娱乐需求，这种普泛而直接的娱乐往往是感官层面的快感和满足，因而带有不确定性和追求刺激的特点。它使人的价值立场从超越物质的精神之美转向了感官层面的满足和享乐。娱乐所携带的感官刺激性被凸显出来，快乐成为凌驾一切之上的标准。随之而来的是品味低俗、弱智、以丑为美的文化充斥日常审美空间，文化所承载的形而上的精神价值已渐行渐远。“现代大众要的只是其生理需要的娱乐，而不再是生活意义的揭示，审美的情趣或知识的增长。只要能‘逗乐’或‘过把瘾’，即使‘关公战秦琼’或唐伯虎成为小流氓都无妨。”［5］泛娱乐化的审美趣味下，美堕入俗世享乐，心灵沉醉的美感转移为感官的快感。这种诉诸感官的文艺带给大众的不是美而是媚俗。 　　文化已不再具有批判功能，大众文化不仅没有培养出健康的审美标准，反而使得现代人在视听奇观和快感中迷失。例如近年火爆的网络红人，从芙蓉姐姐到凤姐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国人审美观念的变化。芙蓉姐姐等皆其貌不扬均以言辞出位红火一时，客观上印证了以丑为美的畸形审美趣味大行其道。此外最典型的就是小沈阳，他以“娘娘腔、花裤衩和模仿秀”取悦大众。搔首弄姿、油腔滑调，仅停留在使用简单粗糙的手法撩拨大众感官层面的愉悦，以语出惊人的自嘲、自吹、虐人及两性话题来掩盖其表演文化内涵的缺失。而被媒体无限放大的女性化的打扮和行为更彰显出当前审美观念的异化。大众文化不仅模糊了美丑的界限，也混淆了基本的性别意识，在日益混乱无序的文化生态中，深度的文化价值已被解构。肖鹰在2009年春晚后评价小沈阳时指出，当前文化包括春晚在内只寻思把观众整乐了，形式上粗制滥造，内容上猥亵低俗，乐一乐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