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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造和发展现有政治资源 　　《文化纵横》：自1998年《村民委员会组织法》颁布以后，乡村治理进入了以村民直接选举为主的自治实践阶段。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意味着政府和党的领导在乡村治理过程中应该逐渐退出，而让更多的农民习惯民主的养成与自我的治理。但雁塔区在十年实践中，一整套概念和做法都是党组织作为主体以积极推进的方式进入乡村社会。您怎么看待这种反差? 　　王军：民主和法治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这是共识。但是不论是学界还是执政者，大部分的注意力放在了民主程序研究上，对乡村民主过程中产生的实际问题缺少切实关注和有效应对，忽视了中国乡村本土的特殊性和复杂性。 　　雁塔区虽然不能代表中国乡村的整体面貌，但在乡村自治的民主实践中产生的问题应该是具有普遍性的。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现在主流的声音是借鉴西方社会的思想资源――小政府大社会。我认为，这可以是一个值得努力的方向。但就目前而言，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仅仅依靠社会自身的能力是无法解决的。目前的农村既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村，也不是规范的民主自治已经建立起来的农村，而是两种体制都起作用的双轨并行的时期。雁塔的实践就是在具体问题上为民主在乡村社会贯彻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寻找解决办法。自1 998年到2005年，我在雁塔当区长和书记，所推行的一套办法均来自于对当地实际情况的观察。 　　 　　《文化纵横》：那么您所观察到的实际情况是什么? 　　王军：简单地讲，农村目前最大的问题是权威性的彻底丧失。在乡村秩序上有多处空白无人过问，呈现出一种散乱的状态。为什么这么说?首先，在自治的条件下应当提倡用法律手段来解决矛盾和化解纠纷，但就中国农村的实际而言，法律解决问题成本比较高，同时熟人社会具有“低头不见抬头见”的特质，这些都决定了大部分农民很少对簿公堂。而在传统社会中不少问题的解决，依靠的是本地自我组织系统比如长者、乡绅等等。在土地集体所有大队公社的历史中，党组织和大队也深入到农村社会中形成固定的管理机制。但现在这些机制却都不复存在。村民有事情找政府，但政府可以什么都不管，直接建议去法院。 　　其次，农村直选打破了原先村与乡两级行政系统之间的血肉关系。为什么说是血肉关系?在有农业税的阶段，为了解决及时征税问题，乡级政府对村级生产极为重视。灌溉、用电、用水等等公共事务的支持程度，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乡的生产情况和税收成果。现在农业税全面取消，经济上的脐带关系完全断裂。 　　此外，政府系统内部一直使用层层选拔的精英式人才选拔方式，做好小队长可以做大队长，然后晋升乡里，政绩是进入上层机关的重要指标。现在的村主任由村民自行选举产生，与乡以上的干部晋升机制完全不同，这也决定了村主任从某种意义上并不用买乡里的账，而乡一级对村长的管理更为松散。依靠选民自行罢免和任命的民主式治理方式存在较大缺陷。究竟会选一个什么样的人上来，完全取决于选票，没有任何监督和平衡机制。这样村长是否能为全村办事，是否有工作主动性和积极性都无法控制。最后导致村长带领村民积极上访，这样的事情不是没有发生过，结果就是官民对立。再次，中国文化中一直有崇拜权威的传统，尤其是在经济文化并不发达的广大农村，政府组织的权威感显得极为重要。这种权威性表现在广大农村一直是以精英政治为核心的。但伴随着城市化和市场化的发展，农村也在发生变化，传统价值体系崩坍，新的以资本为导向的利己主义的价值观独大，如何保持农村有序发展?此刻，对具有权威性的组织的需求变得非常迫切。 　　以上三点是我长期在工作一线的切身感受，农村在进行自治的同时，对组织资源的需求非常强烈，也可以说农村面临着一种普遍性的组织性危机，这并非耸人听闻。 　　 　　《文化纵横》：雁塔最早开辟了基层党校，吸收农民入党。您是怎么想到利用基层党校的方式来重新组织农民的? 　　王军：《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明确规定农村的选举是在党的领导下完成的，但是要充分尊重选民的选票所产生的结果。这就意味着政府神经的未梢已经从村退到乡一级行政机构，选举产生的村委会成为行政主体。农村党支部的产生基础来自于党员，在产生的合法性上与村委会并不重合，没有得到村民的认可，其在农村中的原有权力大部分转移给村委会，权力极度萎缩。 　　在这种情况下，重视基层党组织的建设，是为当代农村寻找组织资源的最佳途径。 　　 　　《文化纵横》：党组织的进入，会不会重新对乡村社会进行全面覆盖，从而延缓或者中断乡村民主自治的进程? 　　王军：党组织再次进入农村并非是强化党权，而是要遏制可能产生的负面作用，强化党的积极作用，是对现有的政治资源进行有效的利用，而不是一味的被动削弱。我在与各界精英对话时这样想，不能倒掉洗澡水同时把孩子也倒掉。为什么一定要打碎现有的格局试图重新建设?目前中国农村宗教势力强大，宗族大姓甚至黑恶势力在乡村民主自治中也有很大的排他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