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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电影强势回归和61届戛纳电影节 　　 2008年5月14－25日，61届戛纳电影节在摆脱了60年庆典需要拉拢人气的负担后，以一种更富勇气和个性的姿态展开。12天足够这个小城化作比巴黎更浮华的盛宴，也越来越显露出一种精神分裂或是商业与艺术两难的焦虑状态：他们拒绝商业味道浓重的好莱坞影片（去年，奥斯卡大赢家《老无所依》甚至没能在戛纳获得任何奖励），史蒂文?索德伯格、查理?考夫曼和伊斯特伍德的入选显然也更接近“革命阵营”，更何况评委会主席请了“坏小子”西恩?潘。作为戛纳、威尼斯、柏林的三料影帝，西恩?潘懂得回报的道理，不仅将众多大奖留给了欧洲文艺片，还别出心裁地搞出一个特别奖，授予从未拿过戛纳影后的凯瑟琳?德芙纳。不过，另一个特别奖得主伊斯特伍德的不领情或许表明了老前辈对这种选择的微词。 　　 　　1.文艺电影：戛纳趣味的回归 　　事实上，在喧闹的气氛和阴冷的天气下，本届戛纳既想在“新浪潮”50年和“五月风暴”40年的怀旧气氛中给自己重新拟定方向，给世界电影带去它们的暗示，又不得不在整个世界经济衰退的阴影下，老老实实地做好商业营销。《夺宝奇兵4》和《功夫熊猫》两部参展片的盛大明星阵容几乎抢去了整个电影节的半壁风光，以至于让人怀疑请娜塔莉?波曼做评委，是否只是为了提高红毯秀的质量。而戛纳影评人对《夺宝奇兵4》的批评丝毫没有影响其随后在北美影院卷钱的步伐，或许也印证了这个世界艺术电影大展尴尬的地位。 　　相对于奥斯卡，戛纳这种以艺术为主要取向的电影节，从选片到颁奖，都不免主观。或者说，引导性的目的大于公正的评价。继去年的死亡气息浓重之后，本届又成了灾难题材的集中地：失明、儿子失踪、问题少年、黑金政治、家庭悲剧等等，评委会最终交出了一份被《德法艺术5台》评价为“富有使命感的获奖名单，评委们的决定显示了他们对今天世界的政治和社会不平等的关注。” 　　戛纳电影节一直有这样的抱负。本届参赛影片既是文艺片的强势回归，也是借助这种影片开放性的表现力，对现实提供某种警示，这是它最可宝贵的地方。《世界报》就认为，今年的参赛片不仅都建立在同样的经济背景下，大多数作品还不约而同可以看作是对现代社会模式失败的警示：《越线》中圣保罗残酷的经济现实、《格莫拉》中的犯罪、《纽约提喻》中艺术的无力…… 　　而土耳其、新加坡、菲律宾、以色列、比利时这样一些小国及众多新人导演的入选，与其说是一种客观的艺术评价，不如说是一种文化挖掘和保存。正如电影节总监福茂所说：“戛纳寻找的不是最好的电影，而是最好的电影组合”。换句话说，在美国及英语媒体一家独大的当今世界，法国人仍然希望能够提供另外一种世界影像的拼贴组合。法国《电影生活》杂志在总结今年的选片时，也称赞戛纳主题丰富，是当今世界时事的一面反射镜子，同时又保证了电影本身的创新、多样化和娱乐性。 　　不过，正如美国学者比尔?尼克斯曾分析的，西方电影节的大部分观众是他那样的中产阶级的白人，他们或像民俗学家一样亲临异域文化，或像旅游者探索奇山异水，通过电影想像性地经历了当地人的生活。尼克斯指出电影节观众所经历的两种主要“发现”：一是让某位新导演一举成名的“成熟的艺术”，二是与好莱坞迥然不同的“鲜明的民族文化”。这种取向多少已经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比如对贾樟柯的连续青睐，福茂直言不讳地说这和他们对中国的关注有关：“我们现在经常讲到中国，因为将要举行的奥运会，因为中国的经济高速发展，贾樟柯的电影，正是以一种具体的原创的形式讲述今天的中国。”威尼斯电影节主席马克?穆勒也评价贾樟柯在新片《二十四城记》中找到了“把握中国现实中最有表现力、最具时代感的元素”的能力，“找到了更好的方法去阐释他的人道主义”。 　　但是，从1960年代以来，戛纳就已经在朝一个疯狂的电影卖场发展，它是世界电影的干洗店，是北美和欧洲电影最重要的聚会，是日本和服、东南亚魔术和拉美热舞混搭表演的昂贵场所，电影制作各个环节的人士都希望来此，以“偶遇”他们之前不曾设想的人士和机会。当然，更重要的是人们想在这里卖掉影片，俄罗斯、韩国、中国、加拿大，乃至于好莱坞，都希望能在此成功售出手中的任何东西：色情片、恐怖片、纪录片、动作片、异域文化偷窥……而不会在乎立起一座牌坊！ 　　这让人想起小说家欧文?肖在《戛纳之夜》中借一个人物谈论戛纳电影节所说：“到处都是妓女，在观众中，在银幕上，在大街上，在评委房间，它在每年的两周内成为妓业的永远首都，张开你的腿，拿走你的钱，这应当被印在每个信头上，盖上戛纳的城市印章。”Ealing工作室老板巴纳比?汤普森也说：“戛纳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东西，电影节并不非常重要。在六七十年代，它绝对代表了国际电影业，但现在有两个平行的世界：艺术电影和主流的商业电影。”很明显，艺术电影成了后者的陪衬，整个卖场品位的装饰。即使这样，今年的活动和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