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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雅乐传承与文化交流 　　在全球文化交流与融合的浪潮中,世界民族更为重视自身文化遗产的保护,同时寻求世界文化资源共享。中日两国古典乐舞文化研究的学者和舞蹈家在历史行走的交会点上相遇,当彼此用探询的目光注视,更加确认千年以来一衣带水的亲缘。 　　无疑,日本雅乐中“唐乐”的完整保存,对于历史上宫廷“雅乐”与“燕乐”失传的中国传统音乐舞蹈来说,是一笔十分宝贵的财富。然而,这些“唐乐”在传入日本的过程中经历了千年的历史变迁,它们究竟如何传入日本?在多大程度保留了唐时的乐舞原貌?又有过多少改变?都是中日舞蹈家在保存与研究自己的传统文化以及彼此交流之时希望探究明白的问题。本文从日本雅乐目前上演的舞目的舞台、舞目演出结构以及乐器配制等方面,进行一个初步的考察,一方面确认日本雅乐根源于中国唐代;一方面指出日本雅乐实质为中国唐代的宫廷俗乐,然而,传承的过程同??受到朝鲜半岛的深刻影响,从而强调,研究日本雅乐传入与保存过程中的复杂性。 　　 　　一.日本雅乐中唐乐之根的确认 　　 　　中国与日本两国政治文化的交流很早就有记载。在日本的弥生时代(57年),中国后汉光武皇帝将刻有“汉倭奴国王”的金印,赐与日本国王的使节。那时,就有中国的舞乐开始传入日本。在隋、唐时中日文化交流到达一个高潮。据中国音乐史学家杨荫浏先生在《中国古代音乐史稿》中记载,从隋高祖开皇二十年(600年)至唐昭宗乾宁元年(894年)的近300百年间,日本派“谴隋史”与“谴唐史”到中国学习中国的文化,就有22次。以中唐时期732年的一次人数为最,多达594人。这些使者中,有一些学习或关注艺术者,如717-735年在唐的留学生吉备曾就带回了《乐书要录》十卷以及律管、方响等,还有学问僧最澄、义空曾805年回国时带回多种唐乐器。当时还有一个擅长唐乐的中国人皇甫东朝去日后因交通不便不能返国,就做了日本的乐官。日本史籍也有载,日本宫廷在大宝元年(701年)设定了“雅乐寮”,雅乐的人员编制有796人。[1]平安时代(794-1191年)是日本全面接受中国文化的时代。 　　据日本宫内厅式部职乐部提供的资料载:目前日本雅乐的种类主要有三种:本土的音乐舞蹈风格(Kuniburi-no Utamai),起源于大陆的音乐和舞蹈(Gagaku-bu)和歌唱与诵诗作品(Utai-Mono)。第一,本地的音乐舞蹈风格(Kuniburi-no Utamai,例如Kagura 和Azuma-Asobi)。这些是成熟于10世纪日本平安时代中期的音乐与相应的舞蹈,建立在古代日本的早期的音乐和舞蹈之上。它们被认为是古代的音乐舞蹈,或日本本土的音乐舞蹈,也受到来源于大陆音乐舞蹈的影响,尤其是以筚篥(Hichirik)为著名。第二,大陆起源的舞蹈和音乐(Gaku-bu)。它们是中国的雅乐舞(Tgaku)和韩国雅乐舞(Komagaku)组成。建立在大陆国家(比如中国和韩国)大约从5-9世纪的400年间引入日本的音乐舞蹈的基础之上。根据它们的来源被分类成“左院乐舞”和“右院乐舞”, 左院被称为中国雅乐,它建立在源于中国、亚洲的中部和印度的音乐和舞蹈的基础上,服装为红色系,舞者从面对观众的左边出场,用中国音乐伴奏。右院称韩国雅乐,主要建立在韩国、中国的东北的音乐舞蹈的基础之上,服装为绿色系,舞者从面对观众的右边登场,用韩国乐伴奏。它们在乐器排列方面彼此不同。第三,歌唱和诵诗(Utai-Moto )。这部分是声乐,平安时代在大陆音乐和中国的乐器伴奏的歌唱影响下形成,是用日本民歌的歌词唱和朗诵,将中国的诗词改成日文的读音。再就是圣歌诵诗(Uta-no-hik)。与上述三类对应的表演方式也有三种:管弦乐演奏(Kangen)、乐舞(Bugaku音乐伴奏下舞蹈)表演、歌唱和诵诗(Utai-Moto )。它们在技巧与音乐演奏方面彼此不同。 　　显然,这三类乐舞中的第二类是本文最为关注的对象。 　　目前日本雅乐中所有关于唐乐的曲目与舞蹈的名称,据中国舞蹈史学家王克芬考证,在中国乐舞历史史料中都有出处,有力地证明,日本雅乐与中国传统乐舞的亲缘关系。而本文从日本目前皇家乐部演出雅乐用的舞台来考察,也认为它亦确实来自古老的中国,这种带栏杆的木结构的舞台,是来自中国六朝时出现的一种专门用于奏乐的舞台。创建于梁武帝,由隋炀帝加工美化得以发展,流传至唐、宋代宫廷。这种舞台方便于搭建撤移,多用于宴飨中的燕乐表演。由于舞台四周下方以熊罴百兽雕刻装饰,因此,被称为“熊罴案”。《文献通考》卷一三九记载:“熊罴架十二,悉高丈余,用木雕之;其状如床,上安版,四旁为栏,其中以登。梁武帝始设十二案鼓吹,在乐悬之外,以施殿庭,宴飨用之,图熊罴以为饰也。”《隋书?音乐志》有载:“至大业中,炀帝制宴飨,设鼓吹,依梁为十二案。案别有钅享于、钲、铎、军乐鼓吹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