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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代民工重新定义人生 　　 “民工荒”在媒体上炒得沸沸扬扬的时候,民工们却不慌。“新生代”农民工们选择重新定义自已的人生,但事实上却影响着整个社会的改变 　　 　　 “不去了,谢谢。”在收到汕头工长问她是否回厂的短信后,吴小玲用五个字迅速地做了回复。 　　眼看着工厂周围的田地变成了马路,变成了高楼大厦。吴小玲离开这个城市的愿望却越来越强烈,她说:“我不能在这里呆一辈子!” 　　“民工荒”在媒体上炒得沸沸扬扬的时候,民工们却不慌,他们该吃饭吃饭,该干活干活,该休息休息。“新生代”农民工,当中共中央一号文件中都出现了这样的定义。意味着新的变化正在发生,那些在城市中长大的新一代农民工,对自己人生的选择与父辈不同。事实上,当中国经济酝酿转型的时候,率先开始转型的正是这些在底层生活的人们。 　　 　　除了“面包”,还要“面子” 　　 　　来自河南农村的吴??玲此前在一家小服装厂做普工,流水线式的工作状态让她厌烦不已,“丝毫没有任何技术含量,每天重复性的简单劳动将来也不会有发展。”吴小玲说她希望进入一家大型企业,能够真正学到一些东西,然后能有升级的空间。年前她辞了原有的工作,然后每天在各种招聘会上寻找机会。“工作不难找,难的是符合要求的。” 　　吴小玲的心态颇具典型性,对于“80后”、“90后”的新生代农民工来说,相比于第一代农民工,他们要的不止是“面包”。广东志高空调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兴浩对于新生代农民工有着更深的体会,在他眼里,这些孩子们拥有比前辈更高的文化、更多的梦想,他们对管理严苛、生活枯燥的工厂生活越来越难以适应,他们维权意识强,要求成长空间,希望快乐工作,以能否使其成才来衡量工作岗位。 　　期望值增高的吴小玲们,在今年春天让南方的老板们尝到了苦头。据此前广州媒体报道,广州加工制造业、现代服务业、传统服务业等三大行业,缺工最为严重,缺工量预计达15万。而今年以来,不仅是广州、深圳、东莞等珠三角地区城市,安徽、河南、湖北这样的传统劳务输出地区,也开始出现农民工紧缺现象。 　　农民工真的减少了吗?全国政协委员、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陈锡文表示,从监测数据显示,外出农民工的数量没有减少,还略有增加。新生代农民工也逐渐成为求职者的主力。数据显示,他们在广东农民工数量的比重上已经达到了全省总量的75%。而他们对于前途的期望加重了“荒”的形势。很多企业发现,原有的企业计件薪酬和超时轮班工作对他们已经很难产生吸引力了。广东惠州市长李汝求在参加人代会前,刚访问过一个毛毯厂,那里缺高级拼花工人,但工资开到4500,还是没有招到人。 　　在今年的两会上,人大代表李兴浩提交了一份关于建立农民工人力资源评级机制的议案。李兴浩指出,从企业层面讲,应当建立人性化管理模式,改变对外来工只会“吃苦耐劳”的传统印象,对他们生活方式和文化诉求的新变化,给予切实回应。 　　 　　解决户籍不如先给保障 　　 　　“以前人家就叫我小康,现在已经被称呼为老康了。”康厚明笑着说。 　　从小康到老康的时间并不短,在重庆这座城市里,康厚明已经打拼了28年。不过,让康厚明感到高兴的是,他终于被这座城市承认了。在2008年,康厚明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成为全国仅有的三位农民工人大代表之一。 　　康厚明一家现在仍蜗居在单位一间20平米的简易宿舍里,屋里除了由两张单人床拼成的“大床”外,就是写字台和电视柜,卧室的外间就是班组的伙食团。但是康还是比较知足。 　　“在城市买房很难,城市职工缺房子可以去申请廉租房、经济适用房,可是农民工没有这个条件。”康厚明说。 　　虽然顶着全国人大代表的光环,但对他来说,自己首先还是一名普通的农民工。这么多年来,能在城里买套房是这个男人最大的梦想。当听说重庆在今年就开始建公租房后,康厚明一家终于看到了买房的希望。 　　蜗居不易,买房则更为困难。城市的房价涨得越来越高,而工资却涨得越来越慢。康厚明在平日里也做了一些调研,农民工普遍反映的问题就是工资比较低,和社会增长速度不成比例。来参加两会前,康厚明特意抽出时间去了重庆市人保局。康厚明拿到了这样一份统计数据:农民工收入在500元～1000元的占25%,1000元～2000元的约占50%。 　　这与他平时的调研结果不谋而合,“我了解到的是,这里面大多数还是在1500元以下。”康厚明觉得工资低问题应该是今年农民工最需要解决的问题,在他看来,这也是现在用工荒的根本原因。而农民工的保障问题也是调研中出现的突出现象,农民工参保养老保险的数量很低。 　　“其实工资、住房和社会保障这三块是农民工在城里安居的基础。很多人在强调户籍,这不是不重要,可是对于我们农民工来说,户口并不是最在乎的事,我认识的一些人在城里买了房的,就算有机会转为城市户口,他们也都不愿意,因为不想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