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王安石的四大昏招.docVIP

编者按： 不管是政府的改革，还是企业的转型，大都有着善意的动机和至高的道德出发点，但有时候却以失败告终。 在总结经验时，偷懒者往往以“小人乱政”来进行道德谴责，上纲上线，而忽视了制度平台的缺失、方案设计的漏洞百出，以及利益群体的天然博弈。结果只能是好心办坏事！ “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如何使改革不致劳民伤财，一败涂地，远不是动机那么简单，王安石变法的大败局可兹借鉴！ 王安石的四大昏招 ■文/易中天，厦门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王安石变法为何失败，在历史上一直争议很大。他上有当朝皇帝宋神宗的倾力支持，下有黎民百姓的民心所向，而且自己改革意志坚定，但为何最终却一败涂地？ 决策：把改革派逼成了保守派 当时的名士们“常患法之不变”，没有什么人是保守派。而王安石却是一个动机至上主义者。在他看来，只要有一个好的动机，并坚持不懈，就一定会有一个好的效果。因此，他一当政，原有讲究实效的改革派只好去做保守派了。 历史书上总把王安石变法失败的罪过归结为保守派官员的阻挠。那么在皇帝乾纲独断的宋朝，所谓保守派为何不给皇帝面子，要去跟当朝红人王安石作对呢？ 翻开历史，反对变法的头号人物是司马光。他们两个都是国家的栋梁之才。一旦相对抗，那可真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才。而且司马光旧党这边人才济济。司马光、欧阳修、苏东坡，个个都是重量级人物。其余如文彦博、韩琦、范纯仁，亦均为一时之选。更重要的是，他们原本也都是改革派。比如枢密使文彦博，就曾与司马光的恩师庞籍一起冒死进行过军事制度的改革；韩琦则和范纯仁的父亲范仲淹一起，在宋仁宗庆历年间实行过“新政”。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范仲淹的新政正是王安石变法的前奏。 事实上正如南宋陈亮所言，那个时期的名士们“常患法之不变”，没有什么人是保守派。只不过，王安石一当政，他们就做不成改革派了，只好去做保守派。 那么，原本同为改革派，且都想刷新政治的新旧两党，他们的分歧究竟在哪里呢？ 在乎动机与效果。 王安石是一个动机至上主义者。在他看来，只要有一个好的动机，并坚持不懈，就一定会有一个好的效果。因此，面对朝中大臣一次又一次的诘难，王安石咬紧牙关不松口：“天变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可守。”这就是他有名的“三不主义”。王安石甚至扬言：“当世人不知我，后世人当谢我。”有此信念，他理直气壮，他信心百倍，他无所畏惧。 的确，王安石的变法具有独断专行不计后果的特征。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开封知府韩维报告说，境内民众为了规避保甲法，竟有“截指断腕者”。宋神宗问王安石，王安石不屑一顾地回答说：这事靠不住。就算靠得住，也没什么了不起！那些士大夫尚且不能理解新法，何况老百姓！这话连神宗听了都觉得过分，便委婉地说：“民言合而听之则胜，亦不可不畏也。”但王安石显然不以为然。在他看来，就连士大夫的意见，也都是可以不予理睬的，什么民意民心之类，就更加无足轻重！即便民众的利益受到一些损失，那也只是改革的成本。这些成本是必须付出的，因此也是可以忽略不计的。 王安石的一意孤行弄得他众叛亲离。朝中那些大臣，有的原本是他的靠山，如韩维、吕公著；有的原本是他的荐主，如文彦博、欧阳修；有的原本是他的领导，如富弼、韩琦；有的原本是他的朋友，如范镇、司马光。但因为不同意他的一些做法，便遭到不遗余力的排斥。司马光出于朋友情分，三次写信予以劝谏，希望他能听听不同意见，王安石则是看见一条驳一条。如此执迷不悟，司马光只好和他分道扬镳。 前面说过，司马光他们原本也是改革派，只不过和王安石相比，他们更看重效果而已。可以肯定地说，对于帝国和王朝的弊病，司马光比王安石看得更清楚、更透彻。这是他主张渐进式改革的原因所在。不要以为变法就好。有好的变法，有不好的变法。前者催生国富民强，后者导致国破家亡。而一种改革究竟是好是坏，也不能只看动机，得看效果。 王安石变法的效果实在是不佳，甚至与他的初衷背道而驰。新法的本意，是民富国强，结果却是民怨沸腾，甚至发生了东明县农民一千多人集体进京上访，在王安石住宅前闹事的事情。两宫太后甚至声泪俱下地说“安石乱天下”。这不能不让皇帝动心，于是下诏暂停青苗、免税、方田、保甲八项新法。 那么，事情为什么会是这样？难道他的新法真有问题？并非如此！ 执行：善意的方案扩张了腐败的空间 不要以为贪官污吏害怕改革。不!他们不害怕改革，只害怕什么事情都没有，什么事情都不做。如果无为而治，他们就没有理由也没有办法捞钱了。 如果就事论事，就法论法，这些新法本身却并无大错。它们无一不是出自良好的愿望，甚至是很替农民着想的。按理，这次变法，不该是这个结果。 就说青苗法。 平心而论，青苗法应该是新法中最能兼顾国家和民众利益的一种了。一年当中，农民最苦的是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