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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以工商经济为主题的社会里，企业是当之无愧的社会主体，企业家精神正是启动企业这台机器的引擎。 ——网络无名氏 现代商业文明之路 文/叶 檀 作者简介：叶檀，本刊特约观察员 企业家的工作是创造性的破坏 ——熊彼特 企业家从中世纪诞生之初，就被塑造成两个形象：一种是进入原始资本丛林利用他人和辛勤劳作吞噬财富的怪兽；另一种是财富的创造者与市场的创新者。就像美国的企业家群像中穿插着贪渎不法的私酒贩子、四处拓荒的铁路公司老板、还有让美国人肃然起敬的摩根银行创造人JP摩根一样，企业家的形象是立体而丰富的。 在历史进程中沉淀下无数个瞬间，但在历史的每一页留下最多注脚的，留下最生动、复杂形象的，是起“积极破坏”作用的政治家和企业家们，他们在企业组织、资金运作、政策制定、文化建设等各个方面不停地打破成规建立新规。这两个群体不仅配合默契，甚至在特殊时期中将两种角色集于一身，从而造就了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新阶段：中国的经济第一次不依靠来自于小农经济组织的征粮纳赋。世界历史上规模前所未有的城市化运动使国人离商业文明更近，适应新经济模式的全新经济规则与现代以自由公平竞争为核心的商业文明逐渐深入人心。 历史转折期是伟大的政治人物、商业人物、民间精英集中出现的时代，其中大量涌现的、社会急需的另一批人物是现代市场经济所急需的资源组织者与财富创造者，按照市场模式配置资源创造财富的企业家阶层顽强地从各个阶层中冲破阻碍应运而生。 被社会所接纳的、以企业家为积极力量、以市场制度建设为支撑的现代商业文明，与逐渐完善的法治、愈益丰富的产品、人类越来越大的自由结合在一起，共同构成了现代文明的主流，成为被大多数人接受的普适价值。这一价值就其对国家的贡献而言，既与中国传统文明中的积极因素相续，又与世界文明中的普适价值血脉相通。 当商业逻辑与行政逻辑开始成功对接 在社会发展经济的呼吁声中，具有积极破坏精神的企业家进行着各种提高经济效率的尝试，逐渐沉淀于政策与制度，成为民族现代商业文明的财富。 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硕果仅存的企业家代表人物之一就敏感到资本回归时代的来临。荣毅仁以个人名义提出组建信托投资公司得到最高领导人的首肯，1982年中信向世界募集到第一批100亿元债券。事后，荣毅仁简短地概括道，资本回来了。 资本重新回到中国，同时回来的还有从无到有的私营经济与企业家。 1992年，中国改革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发表南巡讲话，引发了具有企业家素质的人奔赴特区创业的潮流，无需号召，双方对于市场发展的内在认知足以激励那些想成为企业家的人作出自己的选择。正是这样的默契，一次次地推动中国商业文明的进程，使得改革成为那些春江水暖鸭先知的企业家们自觉的创新与创业。 在此，企业家的商业逻辑与社会发展逻辑主动对接，成为造就中国改革开放取得今天的成就、经济飞速发展这一世界奇迹的重要原因。而政治家们的行政逻辑中蕴含着的市场经济逻辑，成为潜藏于海底的、悄无声息却又时刻存在的重要推动力量。 这一力量不仅表现为在每一阶段对改革成果的制度性认可，更表现为对我国社会转型各种创新思想、创新行动的默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级阶段逐渐过渡到中级阶段、高级阶段，转轨时期十分漫长。转轨期的特点之一是层出不穷的新事物与法律法规建设必然出现的滞后性形成尖锐矛盾，改革创新行为很难在第一时间获得合法身份。因此，创新之举在当时往往被视为违规甚至违法行为，事后却能被证明对提高社会与经济效率具有重大作用。 转型期“建设性破坏”的特点，恰好与企业家的“创新性破坏”的特点十分合拍，现实印证了这一点。具有企业家创新精神的人物，不论是政府官员、国企老总还是具有改革意识的安徽小岗村农民，以坚韧的毅力一点点突破计划经济的自我封闭之圆，打造出越来越宽阔的市场天地。 在艰难的改革初期历史阶段，政府的主流逻辑与企业家自发的商业创新逻辑达到高度契合，否则改革难以突破重重阻碍取得目前的进展。我国改革历程中的几次重大变革的背后，都有着具有企业家素质的改革人物先行、政府默认、合法性追认、拾遗补阙完善制度这几步曲。当然，这些步骤有快有慢，视先行者与社会达成默契程度和速度而定。但毋庸置疑的是，目前沉淀于基本经济运行制度之中的生产要素的市场分配体制，就是各方共同认可的结果。 小岗村的历史性突破自不必说，另一个突出的例子是对于个体户的态度。随着改革开放兴起的个体经济曾遭遇数次挫折，其中最重大的是对于其存在合法性的质问。1981年，由于中央财政出现困难等原因，个体经济遭到严厉整顿，个体户与社队企业与大中型先进企业争夺原材料的行为、贩卖工业品等行为被严格禁止，浙江乐清最早生产小电器、小五金的史称“八大王”的8个小业主被以投机倒把罪成为全国通缉要犯，关进监狱服刑。但市场的这场严冬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