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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大在促进社会管理创新中“位”与“为” 　　 当前，我国已进入了一个以社会建设为重点的发展时期，社会管理创新日益引起重视和关切。胡锦涛指出，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事关党的执政地位和国家长治久安，要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系自我完善和发展。人大作为国家权力机关，如何充分运用制度的优势，在推进社会建设新的实践中找准发挥作用的舞台，以人大宪政之“位”，谋社会管理创新之“为”？ 　　 　　 一、人大在促进社会管理创新中“位”与“为”的不可替代性 　　 　　 人大在社会建设中的地位与作用，可以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得到启示。恩格斯讲过：“国家决不是从外部强加于社会的一种力量……国家是表示：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脱离的力量，就是国家。”[1]这段经典论述表明了国家产生的直接原因、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以及国家所具有的政治统治和社会管理两种职能性质。在不同发展时期和发展阶段，国家的两种职能的地位和作用不同。我国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国家的根本任务是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根据宪法，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人大选举产生“一府两院”，“一府两院”对人大负责，受人大监督。在具体工作上，人大代表人民行使管理国家的各项事务，依法履行讨论、决定本行政区域内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文化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等重大事项的职责，担负着立法、监督、重大事项讨论决定、人事任免、代表工作等重要任务，在履行国家的政治职能和社会职能中处于国家机关的核心地位，发挥着其他国家机关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二、社会管理创新的实践提升人大工作的“位”与“为” 　　 　　 社会管理创新从根???上说，是对人的管理和服务的创新。人大以民主形式，代表人民依法行使国家管理的重要职能，体现了国家性与社会性的统一，人民性、民主性与法治性的统一。社会管理创新在动力源泉、运作模式和基本要求等方面，都将有效提升人大工作的“位”与“为”。 　　 一是在动力源泉上，社会管理创新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主体的价值取向，坚持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宪政理念。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2]社会关系在本质上说是利益关系，“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 [3]一定的社会关系总是反映着不同的利益结构和利益诉求。在现代民主制社会中，人民是国家和社会的主人，国家是国民的，社会是公民的，人民是社会建设的主体。我国国家的性质决定，社会管理创新的目标必须定位在人民积极性的调动和主体利益的实现上。因此，“人民利益标准是根本标准。这是压倒一切的标准。空讲社会主义不行，人民不相信。”[4]正如胡锦涛所指出，“社会管理，说到底是对人的管理和服务，必须始终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坚持人民主体地位。”[5]这既是坚持国家与社会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宪政要求，也是人大工作得以发展的内生动力和源泉。 　　 二是在运作模式上，社会管理创新必须既充分重视民主的价值，又充分重视发挥人大代议民主制的载体作用。传统的社会管理单一靠权力运作，以官为本、以权为本。随着我国深刻的社会转型，公民民主权利、自由意识普遍增强，并不断得到尊重。同时，大民主、泛民主因契合人权理念而受青睐、受热捧。但是，真理再向前一步，就是谬误。民主是好东西，但对民主化的过度追捧，其缺陷也是显然的：非理性民主过分讨好“民意”，可能导致激情政治、群氓政治、低效政治；也容易践踏宪政体制，可能导致暴民政治，等等。如古希腊苏格拉底是雅典民主捍卫者，却最终被绞杀在民主的屠刀下。因此，社会管理创新，虽不能国家包办代替，但也不能由社会和公众牵着鼻子走，需要在国家、社会和公众之间找到最佳结合点。为弥补过度民主的不足，近现代的仁人志士从来没有停止寻找出路。如将直接民主方式限定在小群体当中，在大群体或在国家层面则采用代议制的制度安排和决策方式。因此，“民主是一种国家形式，国家形态”[6]，“民主是作为类概念的国家制度”[7]。实践证明，代议民主制，在我国即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正是人类社会发展至今所能找到的一种最佳的民主制度模式，是能实现国家、社会和公众之间最佳平衡点的先进制度载体，是社会管理创新实践中弥足珍贵的优势制度资源和模式。 　　 三是在基本要求上，社会管理创新必须把推进法治作为必由之路，这也是助推人大工作发展的新契机新舞台。从世界社会历史发展看，一个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