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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维铮经学史家学问与脾气 　　朱维铮(1936-2012年)，祖籍江苏无锡。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系中国古代史专门化，并留校任教。中国经学史、中国思想文化史、中国学术史、中国史学史、中西文化交流史和中国近代史等多个领域的著名历史学家，在海内外享有很高声誉，曾获德国汉堡大学荣誉博士。他师承陈守实、周予同先生，继承了复旦大学的史学传统，治学能力和成果在早年即为学界所瞩目。是20世纪80年代文化史研究的主要倡导者、开拓者和建设者，曾主持整理、编选和校注多种重要典籍，是促进国际文史学术交流合作的先行者。2012年3月10日逝世，享年76岁。 　　2012年3月10日，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朱维铮辞世。此前一年，朱维铮备受肺癌折磨。现在，历史学界的巨子，终究成了历史的一部分。复旦大学的讣告对朱维铮教授的悼词兼备了品格与学问的赞美，毫不吝啬： 　　他一生自尊风骨，延续了老一辈学人风范。课问饮水，必背对学生；批改学生文稿，红笔淹墨；讲学犀利酣畅，诲人温文尔雅。海外学者赞誉先生为“低调的大师”，他谦称自己是“一名中国历史研究的从业者”。他一生身体力行，履行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与王元化先生一起提倡“有学术的思想、有思想的学术”。 　　朱维铮的学生、友人回忆起朱维铮的时候，则稍显谨慎。朱维铮的硕士生、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马勇说： 　　他或许带走了一段历史记忆，或许带走了一段学术。朱维铮逝去无疑是当代学术的巨大损失，他所涉及的一些学术领域，可能不会很快有人填补。 　　上海另一位著名史学家、3卷本《中国思想史》作者葛兆光则以一种稍显晦涩的文笔写到了朱维铮的为人处世与学术风格： 　　朱先生的性格可能会给人留下很深印象，但我觉得，我们不必过度强调他做人特殊的那一面。做人特殊是很容易的，一个人要哗众取宠，显示出一副与众不同的样子，很容易；问题是，那与众不同的东西背后得有一个坚实的学术在支持，否则，疯话谁都会说。朱先生难得的一点正是，他始终在学术立场上做事，通过学术关怀社会，通过学术论著表达他的见解。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姚大力的回???也颇有意思： 　　我说朱先生属于见证过大师时代的最末一代人，而没有将大师这顶高帽子硬罩在他本人头上，这样说绝无任何贬低他或对他不敬的意思。 　　在朱维铮辞世后的纸媒报道中，将朱维铮称为“大师”，不在少数。而就在朱维铮辞世后的第6天(3月16日)，上海纪实频道播出了《朱先生的最后一课》，全程记录朱维铮病中为学生授课的情景，画外音以极为谦卑的口吻，赞誉朱维铮为“大师”。 　　其中最让人疑惑的，是来自深圳《晶报》对于朱维铮去世的报道，该报道主标题是《“最后的经学家”朱维铮逝世))。“经学”这门学问，早已伴随大清王朝的崩溃而逝去了，最后的“经学家”，或许只有章太炎才能称得上，因为他是一代大儒俞樾的学生、名正言顺的清学之殿军。当然，在同日关于朱维铮辞世的报道中，大多数媒体，是小心谨慎地把朱维铮定义为“经学史家”，因为这肯定不会犯鲁莽无知的错误。 　　关于朱维铮，一个很明显的事实是，斯人已去，尘埃却未落定。到底该怎么评价朱维铮，媒体(电视与纸媒)与学术界，存在着不同的说法。朱维铮的学术贡献究竟是什么?学术界的口径也并不尽然归附于复旦大学官方讣告的口径。 　　一位历史学家去世了，关于这位历史学家的历史，却并未结束。那么，到底谁是朱维铮? 　　张扬“启蒙”的历史学家 　　对一位历史学家身后功业的评定，自然要看其历史学上的成就。朱维铮在史学上的成就是什么?毫无疑问，即是对“经学史”的研究。但让朱维铮确立他史学家声誉并获得广泛读者群的，却未必是他专业性的经学史作品。 　　从朱维铮已出版的著作序列看来，第一本个人的著作，也是日后影响最为广泛的作品，是出版于1987年的《走出中世纪))。这本340页的思想随笔集收录于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一套文丛――《思想者文丛))。所谈论的主题，是中国晚明至清末的历史，论述的中心一如书名，是中国“走出中世纪”的曲曲折折。 　　“中世纪”这个名词，是用来界定西方罗马帝国覆灭至启蒙运动之间的断代史名词。这段历史，在传统的史学论述中，是充满了血污的宗教审判所，是诸城邦王侯之间的血腥征伐，是历史的停止与无尽的黑暗。朱维铮教授在这本书中使用这一名词来论述中国历史，大致上可与历史教科书中的“封建社会”这一概念等同。 　　新中国成立前27年乃至于20世纪80年代，中国历史学的主题之一，即为“明末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所谓“资本主义萌芽”，是指在明代中后期在江南地区产生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组织方式的企业(手212212场)，但没有推动中国历史走出封建社会。这是一个史学界的假设。按照这一假设，中国在近代所有的失败，皆由于资本主义“萌而不芽”而来，如果“萌芽”开花结果，那么不会有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