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没有实质性体制改革.docVIP

果没有实质性的体制改革、制度创新，不去触动、解决那些影响教育发展的深层问题，许多表面的“乱象”就会久治不愈，甚至愈演愈烈。 　　 教育需要一场实质性的改革 刘巍 　　违反规律的“教育GDP” 　　 　　《瞭望》：30年教育改革，取得了哪些成就和基本经验? 　　杨东平：30年必须分阶段来看，并没有一个统一的30年。 　　改革开放以来，教育的改革发展可划分为四个时期：1977年到1984年，拨乱反正，恢复整顿的阶段；1985年到1989年，全面开展教育体制改革的时期；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2003年，教育发展的经济主义时期；2003年至今，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教育公平的时期。 　　第一阶段是拨乱反正，恢复高考与教育制度，意义是正面的。其后确定以体制改革为中心的教育改革，当时中央发布了三个体制改革的决定。一个是经济体制改革，一个是科技体制改革，一个是教育体制改革。教育改革被视为和科技、经济改革同样重要的一个支柱，而且突出了体制改革的主旋律。所以上世纪80年代的改革抓到了问题的根本，涌现了众多教育家与改革成果。 　　90年代初之后，教育走上被称为“教育产业化”的轨道，以追求效率为主导。在这个阶段，教育规模、培养能力都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上了一个很大的台阶，但是，教育公平、教育质量出现严重问题，教育形象与声誉降到了历史最低点。这个阶段的经验与教训需要总结。 　　2003年以后，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开始矫正教育产业化的弊端。教育开始走上“科学发展”的新路，其特征是将教育公平作为重要的价值目标，同时注重内涵发展和提高教育质量。 　　这个进程正在进行，但是惯性仍然很大。像重点学校制度、择校费制度，要真正改变还有一个过程。我特别希望《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对教育改革提出更清晰的目标，下更大的决心完成转变，真正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建立一个以人为本的新教育价值观，而不是以数字为本、速度为本、规模为本。 　　《瞭望》：对比今昔，有人认为现在的大学失去了理想主义精神。你是否同意这样的说法? 　　杨东平：对比上世纪80年代，中国的大学精神和校园文化发生了异变。大学变得越来越浮躁，与80年代的理想主义和安心求学的状况很不相同。有两个基本原因，一是来自市场和商业的力量，教育产业化和功利主义造成的影响；一是行政化、官本位的价值，侵蚀着学术本位、学术自由的价值，从两个方面对大学精神和文化造成伤害。 　　《瞭望》：你看来也很怀念那段时光。 　　杨东平：这个毫无疑问。 　　《瞭望》：大学的“产业化”必然导致这样的结果吗? 　　杨东平：在这一轮高校大规模扩招的过程中，对数量与规模的追求，压倒了对教育公平、教育品质的追求，教育界把数量、规模、速度、升学率等称为“教育GDP”，与经济领域片面追求GDP的情况是一样的。某种程度上是以数字为本，而不是以学生为本、以教学为本。评价学校的标准也是数字指标：学科点、科研经费、论文数，等等，在很大程度上违背了教育规律。 　　80年代的时候，教师的功能是比较清晰的，就是教学。现在不一样，现在教学被放在比较边缘的位置，评价教师的主要指标是科研和论文。 　　 　　无法延续的扩招模式 　　 　　《瞭望》：有人认为过去的教改是在追求公平的过程中，制造了更多不公平。是这样吗? 　　杨东平：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教育扩招，并没有把教育公平作为重要的价值，当时的口号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我们都知道，在中国的语境中，“兼顾”其实就是可以不顾。2005年以后，随着科学发展观、建设和谐社会这样新的社会发展观的提出，教育公平才逐渐成为重要的教育价值和指导方针，开始实行农村免费义务教育、城市的免费义务教育，等等。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教育的发展观是不太科学的，就是片面追求数量增长，只讲效率不讲公平。 　　《瞭望》：有的人认为是由于教育投入不足，所以高校只能靠扩招来得到必需的收入，来维持学校的运转。 　　杨东平：高校扩招并没有解决投入问题的动机。恰恰相反，扩招的主体是省属高校、地方高校，占到高等教育学生规模的80％以上，中央直属高校只占18％左右。省属高校的经费由省级财政出，而省级财政没有能力支撑扩招后的教育规模，致使高校教育经费被极大地摊薄了，许多省属高校的生均经费降到了1998年的三分之一左右：原来培养经费八千多，现在只有两千多了。不难想象，如果一个大学生的培养经费低于北京、上海一个小学生的培养经费，质量该如何保证?仅从这一个指标就可以断定高等教育的培养质量是有问题的。 　　另外一方面，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的政府有能力包办昂贵的高等教育，高等教育必须更大程度地对内对外开放，改变政府包揽的局面，这就是问题的症结。 　　《瞭望》：现在学费不是很高吗?这些学费难道不可以支撑学校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