析《茑萝行》反讽性.docVIP

析《茑萝行》反讽性 　　 　　内容摘要：郁达夫的《茑萝行》讲述了在动荡的社会中无能的丈夫、无助的妻子、无望的婴孩一步步走向“沉沦”、毁灭的故事，其主人公的性格命运与悲剧结局无不带有强烈的人生寓言和社会隐喻色彩。从行文上分析，这种效果主要是在文本语言的游离式悖论、“我”对死亡的本能式趋向和隐含作者与“我”的同质性中生发发展的。而反讽作为一种修辞策略和情感态度始终贯穿其中，增强了文本的语言表现力和情感张力。 　　关键词：反讽 悖论 死本能 隐含作者 　　反讽作为古希腊时期传承下来的修辞手段，在新批评的诗歌理论中大放异彩，并成为其批评术语的显著标志。而就一种创作手法而言，许多作家会自觉不自觉地运用以达到“言在此而意在彼”的特殊效果，极大地增强了文本的张力和阐释效力。《茑萝行》以 “我”的忏悔构成文本，将隐含作者沉于文本之内又不时显露，笔调哀沉深痛，从自我境遇、家庭等角度包容整个社会的黑暗沦丧，包容社会中“零余者”求生不能求死不得的生存悖论，形成了“我”与隐含作者的暧昧，也是文本缠绵无尽、欲说还休的姿态缘由。 　　一.语言的游离式悖论 　　小说题名《茑萝行》，一开始就由语言组织形成一种结构反讽。茑萝或出于《诗经》“茑与女萝，施于松柏”句，喻攀附、依附。行是行走、游走，可延伸为游荡、无所依靠的行进态势。那么，必须攀延方能生存的植物失却依靠，必须寄托以求须臾的生命没有了攀附。从而，“茑萝”与“行”，一静止一游移，一寄生一独立，一柔一刚一弱一强，构成了无限背离又复归统一的存在，是为无所依附、“于世无补”、渴望生命张扬却只能走向毁灭的人物命运悖论的象征。 　　从文本上看，反讽的一个最基本的特征是表象和事实形成对照，也即话语与思想、信念与事实之间的差别对立，（D-C米克：《论反讽》，周发祥译，转引自李今：《析的反讽性质》，文学评论，2010（2））这在《茑萝行》中则集中体现在我“不能爱又不得不爱”的自白中――不能爱，因妻子是封建婚姻带来的旧式女子，而非我的情感意愿所求；不得不爱即我出于传统男子的道义要求对妻子无爱却不得不负责。表面看，这是我作为新式知识分子，在接受了现代思想熏陶后无力反抗家庭伦理，舍个体存大义的行为，不失为一种牺牲乃至“壮举”。然而，通过上下文语境的进一步分析，事实却并非如此。首先，我“新式知识分子”的身份本身就值得商榷。因为区别于一般意义上启蒙者的姿态，我在行动上、反抗姿态上一再“失语”：不断强调自己的“胆怯”、“自卑”、“赋性愚钝”、“不善钻营”，全无担当气概；既不能修齐治平，又无法挣脱传统罗网；享受妻子的柔情顺从，同时又以妻子为替罪羊家暴不止；沉迷性欲，而对其产物厌于言表――俨然以“割势者”自居，看似坦然沉痛，实则不乏心安理得，借口十足。而我对“我的女人”的态度则是哀怜中掺杂暴虐，忏悔中不乏推卸，重复性地虐待妻儿又一再地忏悔，再重复上演“施虐”的戏码；强调自己“平常的责任心很重”，而“你就该饶恕我了”“你一边怨我，一边又必在原谅我的”“你倘能怨我恨我……那就好了”“我知道你并不怨我的”――如此，言语的重复、情感的反复固然是我内心忏悔的体现，真诚无瑕，引人同情；另一方面，重复行为本身便消解了忏悔，使其沦为自我辩解，构成了语义上的反讽：“祥林嫂”式的申诉暴露了我内心的不安，而忏悔（或曰辩解）与其说是我希望通过“真诚”的暴露获得对方（真心或表面）原谅的仪式，不如说只是求己心安的迂回策略。与此相适应，小说采取了“我”向“你”忏悔的倾诉、剖白式语言，而这种事实上只能是一厢情愿的诉说无异于单方面剥夺了“你”的话语权，“我的女人”作为被言说的对象，不仅其形象、语言只能通过我的描述得以实现，而且始终处于失语地位，难置一词。由此，以忏悔对象的缺席反观忏悔者的极端真诚，文本的整个语境就构成了对我的所有“陈述”的“明显歪曲”――而从文末“我是在这里等你的信”等平和之语来看，我显然已经从不安中走出，达到了我的目的。 　　此外，在斯诺主编的《活的中国》中，本文题为《紫藤与茑萝》，开头有“不幸的妇人”的称呼。妇人毫无疑问指“我的女人”及其代表群体。而当我们再次审视“我”的时候，这样一个孱弱无力、自私无能、“于世无补”的“去势”的我何尝又不是“不幸的妇人”？在历史语境中，出于命运的不可掌控和自伤自怜，士大夫向来擅长以女性自比；从现实来看，知识分子游离于本土与西方、传统与现代之中无所依托的漂浮姿态又与女性命运契合；就文本而言，除了一笔带过的“哥哥”，在我生命历程中，有影响力的男性基本呈现缺席状态，在祖母、母亲、妻子的包围之中，我大抵脱去了男性应有的阳刚之气和担当之责，向着妇人哀求，向着妇人发威，实在也是“不幸的妇人”――那么，在这样历史和现实语境中，我（以及历史积淀）的男性的生理机制和有所担当的形象要求便在事实层面形成了对我自身处境的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