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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今怀揣“中国智库”抱负在路上 　　日前，联合国公布了一份“世界分析机构”影响力排行榜，排行榜是由数千名专家和学者从6000多个机构中评选出来的。该榜单多年来没有变化，美国依旧是最大的赢家，近2000家的分析机构，从数量上就让别的国家望尘莫及，而在质量上，美国华盛顿的“布鲁金斯学会”更是众多分析机构的领头羊。但是这一次还是诞生了一个“中国神话”，因为中国“智库”从数量上已经跃居世界第二。 　　的确，改革开放后，中国各类型智库机构已经迅猛发展起来。短短三十年间，中国的智库机构从最初的官方智库发展到如今官方与民间智库并存的局面，前者有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等，后者有天则经济研究所和零点调查咨询等民间咨询机构等。此外，像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东中西部区域发展和改革研究院这样的智库机构也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发改院的崛起和发展 　　 　　什么是智库？东中西部区域发展和改革研究院常务副院长于今给出了一个最通俗易懂的解释，“智库即智囊机构，也称‘思想库’，最早出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美国，是指由各领域专家组成的、多学科综合的、为决策者在处理社会、经济、科技、军事、外交等各方面问题出谋划策，提供最佳理论、策略、方法、思想等的公共研究机构，被称为政府的‘第四部门’或‘第五种权力’。严格意义上的智库是独立于政府机构的民间组织。” 　　在中共中央党校《中国战略观察》2009年10期杂志上，于今以一篇万字长文论述了“中国智库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提出，社会主义国家智库的选题应着眼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根本原则来进行，“中国特色”的智库将在中国未来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其实早在上世纪80年代，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就提出解放思想、实现“决策科学化”的口号，目的就是以此解决政策太过随意的问题。而在改革开放以后，中央政府在谋略的同时，明显加强了在决策过程中对智囊机构的倚重程度，促使“思想库”在一定程度上成长起来。 　　而在此时，有人走出政府机关，放弃了“铁饭碗”，转身成为中国智库的先行者。上世纪90年代，林毅夫脱离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到北京大学创立了中国经济研究中心；1993年，茅于轼和张曙光、盛洪离开中国社科院，创办天则经济研究所；樊纲成立北京国民经济研究所；李凡从国外归来后，注册了世界与中国研究所；1998年，温元凯成立了自己的南洋林德咨询顾问公司…… 　　2003年，国家发改委将“十一?五”规划前期研究课题面向社会公开招标，这一做法一度引发了地方上的效仿。而就在这一年，东中西部区域发展和改革研究院在北京成立，这是集研究、咨询和培训于一体的综合性学术研究机构，简称“发改院”，英文缩写“CRDRI”。 　　发改院的建立是中国研究领域进行科研体制改革的一种新探索，目的在于动员各界资源，聚集一批杰出中青年新锐学者，为中国的改革发展、为科学发展观的研究和普及做出贡献。发改院始终坚持“小机构、大网络”的运作机制和“智库机构、政府背景、企业化管理”的体制特性，走出了一条软科学研究和发展的新路。 　　发改院的崛起和发展模式具有自身独特的方式，对我国软科学研究领域的机构改革，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理论研究紧密联系改革实际,发改院成为全国有影响力的研究机构和智库。他们从学术、政策和战略角度围绕以研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发展和改革中的一系列重大理论、政策和实践问题，组织专家围绕改革重大热点、焦点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自从中央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科学发展观的这一理论和重要思想之后，发改院就一直致力于科学发展观的研究、宣传、普及、推广和人才培养等一系列工作，将科学发展观作为重要的研究方向和研究重点，先后主持了“五个统筹”、“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理论观点”、“科学发展观”等多项“十?五”、“十一?五”国家重点研究项目，较早提出了“深入学习和更好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建全确保科学发展观落实的考核体系和制度，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理论的发展，重点工作应放在丰富内容、构建框架、完善体系上”；突破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方法论”、“科学发展观评价体系”、“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学习型社会”、“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社会”、“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制度”等一大批理论上刚刚破题、实践上刚刚探索的研究课题；提出发表了“国家哲学”、“社会经济”、“国家文化安全”、“城市更新”、“破产法与企业重组”等上百份有分析、有思想、有分量的报告和学术论文；承接了“十?五”、“十一?五”国家重点项目《五个统筹丛书》、《科学发展观丛书》，这两个项目都是中央组织部党建读物出版社委托东中西部区域发展和改革研究院的重要课题，主要用于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的学习读本；面向社会出版近五十部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