尴尬生存隐性采访历史必然.docVIP

尴尬生存隐性采访历史必然 　　隐性采访是特定历史时期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产物，迎合了社会和时代的需要，有着特定的历史作用。隐性采访不仅使报道更加深入、有现场感，而且成为“揭露黑幕”的杀手锏、成为“新闻监督”的利器。 　　隐性采访，就是隐蔽身份、意图或者行为、手段的采访。隐性采访迅速发展、社会效益有目共睹，然而，它的处境日益尴尬、法律争议和道德批评越来越激烈，所谓“尴尬生存”。广义的隐性采访也许可以包括《动物世界》式的摄录；本文的论述对象是狭义的隐性采访，通常指的是“体验式隐性采访”――记者扮演特定角色参与事件，有意识地推动事态发展，以自身经历作为拍摄个案。 　　 　　一、隐性采访生存的合理性 　　 　　 1.隐性采访是采访的固有方式 　　 作为一种采访方式，隐性采访和显性采访相对存在。对比显性采访，隐性采访有自己的优势：一般不会引起采访对象的心理、行为变化，有助于掌握“真实生动的第一手素材”；另一方面，有助于记者把握采访（尤其批评性报道）的主动权。对于记者来说，自己在暗处、对方在明处，一切尽在掌握中、收放自如；对于观众，屏幕上的“新闻故事”活灵活现，仿佛“真人秀”。――隐性采访具有独特的表现力。另一方面，面临“假恶丑”，记者“不必、不该、不能”时时处处“暴露”，隐性采访不失为一种恰当的选择，至少可以减免人身伤害。――我们应当追求采访手段的多样化，让显性、隐性采访互为补充、发展，何必自我束缚呢？ 　　 　　 2.隐性采访肩负着社会责任 　　 隐性采访是特定历史时期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产物，迎合了社会和时代的需要，有着特定的历史作用。隐性采访不仅使报道更加深入、有现场感，而且成为“揭露黑幕”的杀手锏、成为“新闻监督”的利器。“很难想象，如果没有担着风险接近事实真相的隐性采访，那么多不公正、不合理的社会现象可能公之于众。” 　　 我国正处于社会新旧体制转型期，利益的调整必然伴随着无序、混乱，公众对社会公正高度关注。由于体制的不健全和机制运行的不畅通，舆论监督超负荷地承载着社会使命，这时候，隐性采访应运而生。作为媒体选择的“特殊工具”，隐性采访便利于记录“假恶丑”真实的生存状态，达到充分揭露和道德审判的目的，满足公众惩恶扬善的欲望，进而有助于巩固既有的社会体制，避免社会失序，并且促进政治民主化和法制建设。 　　 　　二、隐性采访尴尬的必然性 　　 　　 隐性采访是过渡性的手段，对于民主和法制建设发挥着独特的作用：鼎新革故、激浊扬清。之后，因为社会的进步，隐性采访又将被（自身大力促成的）社会文明所批评、扬弃。――这是一次“手段的自我否定”。在这“否定之否定”的上升过程中，社会完成新一轮的发展；在这过程中，隐性采访处于“亦新亦旧、既是又非”的尴尬地位：昨日之新、明日之旧，今日之是、昨日/明日之非。 　　 体制转型期间，各种利益的矛盾激化，体现在新、旧道德观念之间以及新、旧法律规则之间的碰撞，体现在法律公正和（媒体追求的）道德公正之间的错位。――这一切，为隐性采访提供了存在的“灰色地带”，也成为其尴尬的根源。 　　 　　 1.法律层面 　　隐性采访最易涉及的是侵犯隐私权和“器材合法性”的问题。 　　其一，关于“侵犯隐私权”。普通公民依法拥有隐私权和拒绝采访权，而秘不示人的隐性采访显然难以保障这两项权利。隐性采访将面对这样一种尴尬：一方面，记者行使言论自由赋予的采访权，以满足公众的知情权；另一方面，又要保护公民发表与不发表言论的自由，保护隐私权。――这两种权利的冲突不可避免。笔者同意这种观点：即使在“个人的私生活真正侵犯了公共利益，隐性采访手段因此获得一定的合理性”的前提下，隐私也应该受到尊重，个人拥有拒绝采访权，媒体无权“强迫”采访。 　　 其二，关于“器材合法性”。未经许可使用偷拍、偷录设备将构成违法，而采访不可能依法获得授权。事实上，隐性采访往往“不合法”地使用相关器材，于是，无奈地“以违法手段揭露违法行为”。在我国，行政、司法体制有待完善，若干法律、法规、政令并不一致，客观上衍生出类似的灰色地带。媒体为了“最大限度地实现监督功能”，不惜以身犯险、火中取栗。――尴尬成为题中应有之义。“不论中外，隐性采访在法律和新闻自律中都缺乏依据或‘允许’的规定，部分国家甚至明令禁止。” 　　 　　2. 道德层面 　　运用隐性采访，被采访者、媒体（记者）、观众和政府部门等等“当事人”必需付出高昂的“道德成本”。隐性采访直接伤害了社会道德风尚，“诚信的代价”首当其冲；隐性采访损害记者的职业形象，削弱媒体的亲和力、降低其公信度；隐性采访引发人们对行政的机制和能力的怀疑…… 　　然而，这一手段尽管如此“失德”，却有相对应的道德力量的强大支撑。隐性采访常常涉及一些违法行为，但是，因为偷拍的对象往往侵害到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