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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界报刊与近代天津新闻事业 　　租界是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的通商口岸开辟、经营的居留、贸易区域。对近代天津而言，租界既是列强入侵的据点，又是西方文明东渐的窗口。天津开埠后，伴随着经济贸易和对外交往的发展，作为信息，交流和传播载体的大众传播媒介必然也随之发达。大批外国传教士、商人、外交人员为宣传教义、了解商情、传达消息，纷纷在天津创办报刊。西方几近成熟的报刊形态使得近代天津报刊一开始就呈现出较为完备的形态，近代天津新闻传播以报刊为主要形式，因而租界报刊的繁荣，促进了近代天津新闻事业的发展。 　　“国中之国”――近代天津报刊的发源地 　　租界是近代天津报刊的发源地。1860年天津被迫开埠后，随着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外国人打着向中国人民“灌输知识、阐发宗教、砥砺道德”的旗号纷纷在天津租界创办报刊，并配合其各种形式的侵略活动进行舆论宣传。因此，天津租界出现了一批有影响的中文和外文报刊。 　　光绪六年（1880年）与光绪七年（1881年）的两个冬季，天津英租界曾出版过一份小报《北方邮报》，内容主要是刊登海关贸易统计之类的报告，并非正式的报纸。光绪十二年（1886年），天津第一家正式报纸――英文版的《中国时报》和中文版的《时报》同时在英租界出版，《时报》是在北洋大臣、直隶总督李鸿章支持下由天津海关税务司德璀琳和英商恰和洋行经理笳臣创办，分中、英文两版。中文版《时报》由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任主笔，它大量刊登京津地区新闻，显示出鲜明的地方特色。《时报》虽然由外国人创办，但作为天津出现的第一份中文报纸，所产生的社会影响是不可否认的。 　　到20世纪初期，法租界的经济不断繁荣，各大、小报社又聚集于法租界。著名的《大公报》报馆就设在法租界6号路（今哈尔滨道）。法租界的中外文报刊主要有《庸报》、《商报》、《新天津报》、《华北新闻》、汉文《泰晤士报》、《华北明星报》、《中华新闻画报》、《北洋画报》、《玲珑画报》、《风月画报》等。 　　日租界的外文报刊大体上经历了两个阶段。先是居留民团时期，报刊主要为日侨服务，经费和读者少，经营??难；日寇占领天津后，借助其侵略势力及财力补助，内容信息大为丰富，日伪报刊得以生存和发展。较早的日文报纸有《北清日报》、《北支那每日新闻》。1918年以后又出现了《京津日日新闻》、《天津经济新报》、《华北商报》等。“七七事变”之前，日租界内还出现了大批经济报刊，为日军大举进攻中国制造舆论和声势。此外，其他租界报刊也如雨后春笋大量出现。 　　西方近代报刊的引入，使得国人创办近代报刊的热情空前高涨。19世纪末的维新变法运动和20世纪初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期间，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的许多仁人志士，利用租界特殊的舆论环境，积极在租界创办报刊，占领思想舆论阵地。“到20世纪30年代初，天津发行报纸30余种，总发行量超过29万份，本地发行18.7万份。如果按当时天津有阅读能力的人计算，日均2.5人就有一份报纸，这还不包括多如牛毛的各种小报。”①繁荣的报刊事业使天津成为近代中国北方的传媒中心。 　　自由与管制并存――租界报刊的双重境遇 　　相对宽松的舆论环境。租界当局按照所属国的观念和模式对租界进行管理，新闻自由观念较浓厚，租界内舆论环境相对宽松。殖民主义者垄断政治权力，在经济上也竭力榨取，??在文化上则相对自由，新闻媒介只要不对租界当局的殖民统治构成威胁，不触犯法律，任何新闻报道，租界当局都是允许的。因而，天津那些知名度比较高、影响比较大的中文报刊，大多托庇于租界。《大公报》创刊于天津法租界狄总领事馆（现哈尔滨道42号），后又迁入日租界；与《大公报》齐名的《益世报》社址虽初选在南市荣业大街，但几经辗转，于民国十四年迁至意界大马路；《庸报》的出版地址设在法租界32号路美商大来洋行后院（今文革印刷厂后院）。近代启蒙思想家严复创办的《国闻报》，也把报馆的地址设在天津日租界内，并借助日商招牌，与清政府进行对抗。 　　来自各方的钳制。租界的特殊性并不意味着租界的舆论自由是无限的，租界报刊处于自由与管制并存的双重境遇，也受到来自各方面或多或少的管制。首先，租界根本出发点还是西方列强的在华利益，只有在不损害租界当局利益的情况下，租界的新闻舆论才能够得到一定的保护和发展。否则，在各方利益的博弈和权衡之下，租界当局有时也会对舆论进行管制。因此，租界内的国人报纸对帝国主义实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侵略行径，往往避而不谈。再者，租界当局与清政府既矛盾斗争，又相互妥协。清政府可以通过与租界当局的约定，加以干涉。中国政府还可以采取禁邮、禁止在租界外发行，以及勾结租界当局而采取的封报捕人等手段，对租界报刊进行打击。最后，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常常插足干涉租界内的新闻媒介，设法干预租界内对自己不利的新闻舆论，积极创办和扶植自己的宣传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