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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守与选择高校公共体育教学走向 　　摘要：普通高校体育教学的改革众说纷纭，多从教学者本身的视角来论述如何改进，极少人关注体系本身的价值及走向。研究从理论视角，根据体育教学一贯的指导思想与实践模式作逻辑辨析，并对其存在的合法性和合理性作再认识，指出其“坚守”的弊端和提出“选择”的可能。最后，建议在人文理性和科学理性基础上建立体育教学问责制。 　　关键词：坚守；选择；体育教学；人文；科学理性；合理性；问责制 　　中图分类号：G8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90(2012)04-0105-04 　　本文将以人文理性和科学理性作为理论依据，从普通高校公共体育教学的“内”和“外”来简述。从“内”即高教体制内的角度，多为“坚守”；从“外”即体制外的社会公平和效率的角度，有“选择”的可能。中国现有的体育教育机制与体制具有“坚守”的合法性，但合法性背后的社会功能在下降，导致其“坚守”的合理性不断地受到“外部”质疑。翻阅体育教学论文，多从体制“内”的角度来论述，集中关注于怎样上好课，鲜有人从“外”或者“内外”兼顾的角度来论述。作者以“内”部的洞察力和“外”部的批判力，对现有体育教学机制和体制的“坚守”作“内外”质疑，并探讨“选择”的可能，意向在高等教育控制与学科自治之间进行协调。 　　英国作为现代体育发源地，其高校并没有设置体育课。而美国高校则具有自主权，“5,000人以下的高校，70%把体育课作为必修，20,000人以上的高校，要求必修的比例不到30%，10,000人以上的学校，要求选修的比例约占60%。总体上，美国高校有63％开设体育必修课程，31％开设体育选修课程，6％不设置体育课程［1］”。日本曾经有部分高校设置体育理论和实践课，后于1990年取消，韩国于1995年也取消了高校体育课。 　　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高校自治与学术自由是两个相互依存的条件。目前，中国尚未具备类似的高等教育大环境。不过，全国各级人大与政协都意识到高等教育存在问题，正在不断寻求解决途径。大学教育作为社会发展主要动力之一，其教育问题不仅关系本民族的发展，还涉及到世界各民族的竞争及人类发展等一系列社会责任。本文站在社会公平和效率的立场，担当社会发展的责任，探讨普通高校公共体育教学的“坚守”与“选择”，对体育教学存在的合法性和合理性进行分析，从理论上辨析体育教学的走向，以避免过于“坚守”而错过改革时机，也防止过激的“选择”带来较大的负面效应。 　　1 “坚守”与“选择”的背景 　　“坚守”是旧大学体制的产物：自建国初期，体育教学体系形成以来，相应的教学理论与实践模式一直是历史轨迹的延续，至今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动。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主要以军国民体育思想作指导。于改革开放初始阶段，体育教学恢复了文革以前的模式。20世纪90年代，体育教学项目开始多样化。踏入21世纪，体育教学项目及其手段更加多样化和个性化。从整个发展轨迹来看，其变革动力来源于体系内部，而不是外部社会，具体的内容和组织形式有所变化，但仍然是前苏联体育教学模式的延续。 　　“选择”是源于人文与科学理性下的高校自治和学术自由。在现代化进程中，公民逐渐成为社会的责任主体。一般来说，大学求发展，就要不断地做出调整，以适应公民社会发展的动力要求。从学校发展的层面来说是高校自治，从具体的个人治学来说是学术自由。而高校教学自治在传统的基础上适当地进行“选择”，也是在社会需求与自身发展之间寻找空间。高校体育教学作为高等教育机器的一个“小部件”，自主空间不大，其社会功能性不断下降。从现代大学教育规律看，高等教育是在人文主义和科学理性的指导之下进行运作，随之，高校教学的自治空间越来越大。在学术自由的背景之下，做学问从追求人类文明的本质规律，远离预定向的工具性。 　　2 问题的提出 　　“坚守”是在坚持传统。纵观中国高校体育教学的理论发展，并没有清晰的理论体系作指导，而是一种习惯与经验的延续。高校体育教学到底是延续历史的使命，还是应该适应新时代的要求？或者现有的使命根本就是一个伪命题，反过来说，如果说确实有意义，其真正的价值如何？到底是“坚守”还是“选择”？ 　　从公平的立场来评判“内”和“外”，是否延续历史轨迹，也就是对“坚守”的质疑。高校体育教学传统曾因60年前的政治需要而生，然而，目前的政治体系是否还需要这一元素？即使“选择”的动力来自社会，而不是来自教育系统内部，若外部压力仅停留在表象，内部的张力仍会超过外部的压力，体育教学发展方向依然会趋于“坚守”。反过来，难道从前苏联的轨迹转出，就可以转入到欧美的教学体系？几十年以后，会不会仍然是历史的又一次重演？这些都应谨慎考量。如果这样做，面临的主要风险是什么？中国高校体育教学到底是应该“坚守”还是“选择”，或另有蹊径，值得研究。从理论上判断，体育教学的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