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中“旁观”和“参与”把握.docVIP

采访中“旁观”和“参与”把握 　　当今时代，大众媒体对社会的影响日益扩大，其“干预生活”的功能日益增强。但是大众媒体在功能扩张的同时，却遇到新的问题，这就是受众对一些媒体行为的质疑：记者在采访中是单纯的记录者吗?记者能否干预事件发展的进程?记者的某些采访行为经得住道德的拷问吗?等等。于是，“旁观”和“参与”问题就越来越尖锐地摆在媒体和记者的面前，成为一个现实操作中无法绕开的难题。因此，应当对媒体的行为层面作一番剖析，以廓清受众的困惑，减轻媒体从业人员的焦虑，树立新闻专业主义理念，从而有利于对采访行为中道德与职责的正确把握。 　　究竟记者在采访中是该“参与”还是只做一个“旁观者”呢?抑或有其他选择?在此笔者欲分几种情况予以分析。 　　 　　一、“旁观”的道德冲突 　　 　　面对一些事件的报道，记者是该单纯当一个“记者”，还是扔掉手中的采访器材，奋不顾身冲上去，这在一般受众苛刻的眼光里是个道德评价问题，而在新闻行业则是个新闻专业主义表现问题，因为它反映了新闻业以传播信息为主的特定的职业身份。要明确作为职业的一种职业身份，同时，专业主义建立在利他主义基础上，提供公共服务、记者在采访中作为一个“旁观者”，是一种专业主义身份的体现。记者在采访中经常考虑的是报道的最优化效果，哪怕他的行为在一般人看来只是“旁观”，面对不幸表现出“无动于衷”的冷漠。陕西《三秦都市报》摄影记者杨小兵的作品《上学》，曾被评为中国新闻奖一等奖作品。这篇作品就曾引起过争议。记者拍摄的是一个山村的孩子为了上学，每天都得从一座“绳桥”上经过，桥上就只有几块木板，孩子随时都有掉下去的危险，记者采取的方式就是先“体验孩子们的生活”、“拍出真实自然的瞬间”①，然后通过报道方式来呼吁各界的支持和帮助。　 但是马上有读者对此提出质疑：认为池的这种做法“令人心寒”，是为了个人私利在“作秀”，③没有社会责任感，道德观念低下。这里他们看到了记者的“不作为”。对此该如何理解呢? 　　我们首先从记者行为引起的效果来探讨。事实上，记者是在进行一种舍“???”求“大”的选择。应该说在某些时候，记者还需要牺牲一些“小善”，以暂时的“旁观”(往往时间不允许他过度关注一个事实)来换取更加有用的信息，通过报道产生的影响来进行社会救助。作者在《上学》的报道中其实是在牺牲“小善”(没有直接报告当地部门)而求“大善”：作者的报道不但使当地的那座“绳桥”问题得到解决，而且促进了更大范围内更多“绳桥”的解决，《上学》这篇摄影报道见报后，立刻引起了有关领导的高度重视以及社会各界的热心支持。有关领导“现场办公，一周内钢丝桥上的木板全部铺好”，“各界捐款也已足够为孩子们修一座钢筋水泥的平安桥”，“受此影响，省内一企业就出资60万元，托慈善协会为陕南陕北因山大沟深求学难的孩子再架30座平安桥”，④可见这种做法要比单纯向有关部门反映好。这其实就是记者所追求的报道的效果，从更广阔的范围影响社会生活，促进人的良性发展。从新闻业务上看，记者的采访总要落实到一个点，这个“点”必须典型、有代表性，才符合新闻价值的要求。“一滴水里见太阳”是记者的目标追求，因此在一般人看来的记者的冷漠与不道德，实质上是对采访功能的隔膜与对记者道德的苛求。 　　其次，记者在采访寸都可能会面临着职业要求和社会公德之间发生冲突该如何选择的困惑。在现实生活中，记者有两个身份：既是新闻工作者，又是社会普通一员，一般情况下这两个身份在道德上不会发生冲突，但是在某些特殊情况下，由于不同身份道德规范的要求不同，就会在履行不同的道德义务时出现道德的冲突。像《上学》的作者在面对孩子们跨越“绳桥”时，就会面临着作为记者的职业行为和目的与作为一个普通平民应尽义务的道德上的冲突。作为一个记者，面对这样很有价值的新闻事实，从职业要求出发，记者考虑的是怎么样把它更好地报道出去；但从社会公德的角度考虑，面对这样的险情，又该及时向有关部门反映，或者施以援手。因此，在这种条件下，记者很可能要牺牲一方面的道德追求，这也就使记者陷入难以兼顾的境地。 　　再次，对记者行为的批评实际是受众对媒体进行监督的表现。我们应当认识到如今受众不再是单纯的新闻接受者，他们有了自己的价值判断，因此也会依据社会道德作出评判。媒体行为并不总是正确的，而受众的道德评判并不总是片面和偏颇，其中不乏让媒体警醒之处。比如一个摄影记者拍摄轻生者落水的镜头：某座世界著名的大桥因为桥面与水面的距离甚高，许多对生活失去信心的人纷纷到此了结生命。某摄影师专门到此地等候自杀者，功夫不负有心人，有-―个自杀者自桥体飞身跳下的全过程终于进入了他的镜头。但照片甫一发表，便在国际新闻界引发了一场激烈争论。生命是美好的，可为什么当生命被扼杀时，却有人无动于衷呢?公众自然认为，活跃于时代风口浪尖上的记者，本应是伦理道德的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