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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识财富与精神关系 　　上世纪九十年代，商品大潮席卷，引发了一场中国学术界、思想界和文艺界的人文精神大讨论。这场讨论发端于上海学术界，继而波及整个知识界，先后掀起几次高潮，影响深广。如今二十多年过去了，人文精神的反思依然需要，甚至显得更为迫切。正如复旦大学教授陈思和所忧虑深思的：“当年‘人文精神寻思’一提出就受到批评，而且批评非常尖锐，就说老百姓苦了这么多年好容易有点钱了，好容易开放了，你们又要谈什么‘人文精神’了。二十年过去了，我们的财富确实积累了，老百姓口袋里的钱在相当程度上满足了大家的欲望。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再回过头去看看，人文精神究竟发展得怎么样？财富积累跟我们的精神建设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有鉴于此，复旦大学当代文学创作与研究中心日前举办了“财富?精神”论坛，20多位学者和作家就财富与精神之间的复杂关系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物欲横流与精神匮乏之现状 　　 　　张炜（作家）：卢新华在中国很关键的时刻做了一个很重要的“发言”，他以个人的开阔视野和复杂经历写了小说《财富如水》，向我们诉说了财富的故事，对我个人的写作非常有启发。 　　我个人在胶东一带走的时间比较长，所以我愿意把我的出生地齐国当作一个标本去解剖。当时接触了大量齐国的材料后我才发现，当年的齐国和秦国是两个最强的国家，特别是在战国，但最后秦国统一了中国而不是齐国。实际上齐国不能统一中国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管仲把实用主义的、物质主义的、欲望主义的“按键”按下去了，整个国家、民族就像计算机一样，后来的运作从达到高峰到走向毁灭，程序已经被他启动了。启动之后，他在世时还有一个过程，往上发展的高峰期还没有过，但很快地，到他去世之后，齐国就走向了消亡。我在《芳心似火》里面实际上强调了物质主义、商业主义、欲望还有实用主义对社会持久的破坏力――那种延伸的、无所不在的、不可逆转的、巨大的破坏力。 　　当年齐国有巨额的财富，你看苏秦对临淄街头的描绘，那简直是好得不得了――“举袂成幕，挥汗如雨”。临淄的市民遛狗、斗鸡、踢球，??个就像现在某些城市的浪荡子一样，市民全部被污染了、被毒化了、被腐蚀了。知识分子被腐蚀了，市民被腐蚀了。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坏榜样的力量尤其无穷，最坏的榜样就是以管仲为首的那个利益集团。利益集团作为一个坏榜样，它对社会的腐蚀力、污染力，对当年齐国的作用无穷大，所以这就是齐国后来灭亡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 　　当年大家都觉得我对于精神的状况、文学的状况、文化的状况预言得过于莽撞、严厉和过分，可一晃十年过去了，今天再看我们中国的文化版图，我写得完全是不够的，不仅是思想的深度不够，描述和预言的状态也不够。我觉得这种情况还是会加剧，拐点的到来不会像我们所希望的那样，会非常遥远。但文化泡沫的破裂要比精神泡沫的破裂还要来得更残酷更痛苦，所以我非常忧虑。 　　韩少功（作家）：之所以提起这个话题，也是因为大家现在普遍的精神焦虑。以前中国过年的时候，我经常听到一句贺词，叫做“恭贺新禧”，但后来像中央电视台这种媒体也只说“恭喜发财”，不说“恭贺新禧”，把财富当成最重要的价值向大家推广，也难怪很多人会出现急功近利、拜金主义的状态。这里的大背景是全世界的物质主义潮流，不单是中国的问题，但中国特别大的一个危机是文化自信心的流失和瓦解。在西方，至少还有一个不算太风光的宗教，多多少少起一点作用，但中国除了少数民族地区――像西藏、新疆，可能还有一点宗教传统，汉区的道德资源太少，利欲之心很容易突破道德底线，精神建设性的工作可能要更困难一些。针对这种情况，有人主张重建国学，但不少地方的国学热不过是一种商业开发，穿上大袍子，弄神弄鬼的那种，娃娃们摇头晃脑地念经。这种东西到底是“精神”还是“财富”？我很怀疑。广泛流传的一个说法就是“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如果我们翻译一下，也可以叫做“精神搭台，肉体唱戏”。朝野上下没有人指出这是多么的荒谬。 　　李建军（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我们现在面临的危机和困境大家都能强烈地感受到，我们都处于一种焦虑、绝望、极度受挫和沮丧的精神状态下，虚无主义、混世主义成为一种流行的甚至全民共享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有个朋友写了篇文章叫“富强已至，文明尚远”，其实我觉得我们是没有“富强”的。我们现在只是积累了一些财富，“强”其实是跟制度、跟价值观、跟文化、跟精神相关的，这叫“强大”。司马迁把致富的方式分为“本富”、“末富”、“奸富”，我们很多地方其实是通过“末富”和“奸富”这两种极不正常的手段获得了巨大的社会财富，而“本富”是在合法、合理、合适的手段前提下获得巨大的财富。所以我觉得现在整个经济的发展、财富的积累，与道德和文化的发展是逆向的，两个都向相反的方向迅跑，这就导致整个中国很多地方现代社会的安定以及人们的幸福感都极差。 　　徐兆寿（作家）：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