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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热”与鲁迅文学和学术贡献价值判断 　　摘要：鲁迅的文学和学术实绩是一种带有整体意义的现代创造，具有不可分割的生命关系，但悄然兴起于20世纪末叶的“国学热”及其在这种文化语境下形成的价值评判标准，对于鲁迅研究至少形成了三个方面的现实影响：其一，由冷转热的“国学”蕴含着唯古是崇的价值标准；其二，遭遇“国学大师”与鲁迅实际学术贡献的有限确认；其三。“纯”学术的眼光不仅低估了鲁迅实际的学术水准，也人为切断了鲁迅整体性生命追求中学术与文学的血肉关系。 　　关键词：“国学热”；价值评判；鲁迅研究；现实影响 　　中图分类号：I2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981（2012）04-0114-04 　　一、由冷转热的“国学”与唯古是崇的价值标准 　　在世纪之交的“国学”热潮来到之前，极少有人将鲁迅与“国学”联系起来讨论，因为“国学”问题在那时是一个已沉寂了数十年之久的冷门话题。虽然自晚清维新运动以来，“国学”就曾为一部分中国知识分子兴味盎然地言说，但质疑的声音总是不绝于耳，质疑的焦点不在于“国学”本身，盖因“国学”是一个赋予了“中国固有学术文化”特定内涵却又未能得到有效正名的学术概念。曾被尊为“国学大师”的钱穆先生早就感到使用“国学”一词的尴尬，他曾在其颇有影响的《国学概论》一书的“弁言”中说： 　　学术本无国界，“国学”一名前既无承，将来亦恐不立。特为一时代的名词。其范围所及，何者应列国学，何者则否，实难判别。 　　现代学人曹聚仁先生当年在和一位青年谈及“国学”问题时，也曾深感“国学”一词在使用上的不便，认为一定要称“国学”，其含义应当是“中国学术”： 　　假如朱熹或是程氏兄弟活了过来，问他们：“什么是国学？”他们也一定答不出来。“国学”，乃是外来语，并非国产。日本人原有“支那学”、“汉学”这样的名词，因此，十九世纪后期，留学日本归来的学人，译之为“国学”，也就是“中国学术”之意……“国学”这名词，仔细考核起来，颇有毛病，因此有人称之为“国粹”，章太炎师称之为“国故”，他的《国故论衡》，便是谈中国学术的专著?? 　　在这些富有代表性的质疑中，其要害在于概念命名的不周延性。如果按照曹聚仁先生的理解，“国学”也就是“中国学术”之意，那么将“中国学术”完全等同于“中国固有学术文化”或“中国传统文化”，其内涵与外延之间显然存在着逻辑问题。在较之古代社会更为完备、分工更细的中国现代学术文化系统中，当人们把“国学”界定在中国固有学术文化这个所指性极强的范畴时，它在主观上赋予了某些特定学术范畴以不可动摇的优选地位的同时，也人为地将不属于这个特定范畴，但实际上同样在中国学术文化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的学术研究及其成果生硬地排挤到了边缘和无名地位，这就极易导致现代中国学术文化内部整体感的失衡与破裂，而且极其严峻地凸显和加剧了各学科之间原本不应该产生的矛盾和对立。随着“新儒学”在20世纪末叶中国大陆特定的文化需求中以关心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姿态从海外归来，以清算和审判“五四”以来的文化激进主义为旨归而走上了世纪之交的中国社会思潮大舞台，并在应对全球化发展趋势的现实策略中为中国现代文化注入了浓厚的民族主义性质。于是，与这种现实文化气候有着天然默契且仅仅涵盖了中国固有学术的“国学”便由沉寂走向了热闹。当代传媒也曾开足马力为“国学”的“全民化”理想推波助澜，与此同时，一大群新被打造的“国学明星”以指点江山的气度书写了世纪之交中国文化的速成风景和急就章。“国学”既热，“国学”命名从诞生伊始就一直存在的周延性问题也就成了一个不容再有质疑、再加讨论的问题，“国学”特指中国固有学术文化成为一种压倒性的声音，倘有不同意见者，很容易被目为“不知学问为何物的妄人”，著名学者季羡林先生曾一再以定论的口吻对“国学”的既有内涵作出了郑重的强调： 　　什么是国学呢？简单地说，“国”就是中国，“国学”就是中国的学问，传统文化就是“国学”。 　　尽管季羡林先生别有眼光地从空间范围指出“中国文化是五十六个民族共同创造的文化”，但他却在纵向发展上强硬地将中国现当代文化挡在了“中国的学问”的大门之外，并对可能有的质疑予以毫不客气的调侃： 　　旧版《辞源》上说：国学，一国之固有学术也。话虽简短朴实，然而却说到了点子上，七八十年以来，这个名词已为大家所接受。除了“脑袋里有一只鸟”的人（借用德国现成的话），大概不会再就这个名词吹毛求疵。 　　既有强势的文化气候支撑，又有学术泰斗的定调，“国学”原本存在的正名问题就成了多此一举的饶舌，“国学热”也就实际上成了钟情于中国固有学术文化的人们睥睨百家的文化独奏。人们在反拨西方话语霸权化倾向的同时，也把中国传统文化现时化，遂使唯古独崇的霸权化倾向在中国现代文化格局中得到凸显。 　　自然，作为中国现代学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或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