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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土传统再造中仪式秩序与空间认同 　　摘要：民族村寨文化的复兴重构是其发展变迁过程中的一种现代性适应。改革开放以来，月湖村“祭山神”仪式的复兴与再造，不仅是草根社会对民间信仰的象征性表达，同时也因当下村寨场域的特殊空间格局和维系社区现实生活秩序的结构性需求，而被赋予了新的地方性社会文化功能，成为文化主体对乡土社会空间的隐喻性建构和草根性认同。 　　关键词：祭山神；乡土传统再造；仪式秩序；空间认同 　　中图分类号：C95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2012）10-0116-05 　　近年来，随着国家现代化进程的快速推进，少数民族传统文化日益呈现出复杂的发展态势。一方面，许多作为民族表征的文化事项，诸如传统服饰、民居建筑、民族语言等，正在少数民族的日常生活中迅速消退；另一方面，许多被称之为“乡土传统”的民间信仰、节祭庆典、仪式习俗等民族村寨传统文化，却在国家现代化进程中悄然呈现出复兴、再造与重构的态势[1]。这是一个消解与建构同时并存的动态发展过程。在现代性特征日益凸显的村寨场域中，植根于传统乡土社会的“地方性知识”必然会逐渐显露出某些滞后性或不适应性。而作为民族文化持有者的草根村民（尤其是民族文化精英）总会能动性地运用其民间智慧，对这些看似“传统”的地方性知识重新进行结构——功能的建构和再建构，使之能够“建立对物质环境的外部适应和这些组合的个人与群体之间的内部适应，以便使有秩序的社会生活成为可能”[2]（P58）。这一建构过程绝非对“传统”的简单重复和再现，而是不断融入新的符号形式和时代内涵的再创造和再建构。而且，这种在现代化进程中重新发明出来的地方性传统，实际上已经融入到草根民众的日常生活之中，并且与新时期民族村寨的经济生产生活、社会关系网络、族群文化认同等都有着密切的关联。 　　基于对上述问题的思考，笔者于2005年7月至2009年1月在云南省石林县月湖村先后进行了6次田野调查，目的在于了解当地彝族支系撒尼人的村寨传统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复兴与重构。本文即以此次田野调查为基础、以当地“祭山神”仪式为对象的实证研究。 　　??、乡土传统的复苏与再造 　　月湖村位于云南省风景名胜区石林东北方向15公里处，是石林彝族自治县北大村乡下属的一个行政村，距石林县城25公里，海拔1900米，占地面积6平方公里，地势平缓，村子周围分布有40多个岩溶湖泊，属喀斯特岩溶地貌。该村现有6个村民小组，至2007年底，共有村民496户，2097人，其中彝族撒尼人有1792人，占全村总人口的85%。 　　传统乡土社会时期，月湖村最为隆重的年节就是正月十五的“祭山神”、农历六月二十四的火把节和农历十一月第一个鼠日的“祭密枝”。其中，“祭山神”不仅是民间宗教执事组织“山神组”代表村寨杀猪祭祀山神、祈求山神保佑当年风调雨顺和全村人畜安康的传统节祭，而且也是月湖村民为家庭成员许愿还愿的特定日子。届时，全村各户都会集中到山神庙前，向山神敬香献饭，领取平均分配的祭祀牺牲，并在附近的树林里野炊聚餐，热闹之极。 　　经历了新中国成立30年间民族村寨传统文化的消解，月湖村的“祭山神”等传统仪式在改革开放新时期也迎来了复苏与再造。1985年，月湖村的经济生活和村治秩序刚刚走上正轨，村里就开始出现不少村民悄悄到原山神庙所在的村寨后山上烧香磕头、求神保佑的“大胆”行为。听到中央的有关文件中不再把此类活动列为封建迷信，而是称其为少数民族传统习俗，村支书张凤进发动全体村民，每户按要求打制1公尺石料，抬到村寨后山被炸毁的山神庙原址处，并且聘请本村既精通木活又有石匠手艺的村民作为建房师傅，负责重新修建一座山神庙。新建的山神庙为石木结构，石板地、石砖墙、青瓦顶，石砖砌成的香案上端供着一块象征山神的黑色大石头，前方则用红木栅栏隔开。整个山神庙掩映在繁茂的树丛之中，不仅牢固结实，而且比原先被炸毁的山神庙气派、美观得多。同时，由于月湖村原先的摔跤场早已在“文革”期间被破坏，张凤进又组织村民按户出工出料，用大石块将位于村寨与月湖之间的一片荒芜凹地围起来，除去其间的灌木、杂草和乱石，重新平整中心地面，并在周围的斜坡上筑起阶梯式的土台，开辟出一个全新的占地面积近4亩的摔跤场。 　　对于月湖村的村民而言，重新修建山神庙和摔跤场无疑是他们内心期盼已久的“头等大事”。因此，尽管当时每户村民被分派承担的体力活并不十分轻松，但却没有人对此表示不满或是伺机偷懒、怠工。相反，几乎所有的村民都在这次公益性的集体劳动中表现出一如在自家责任田里耕作时的高昂热情和干劲。整个修建工程进度很快，而且庙宇、跤场的外观和质量均无可挑剔。对此，许多当年曾亲自参加修建工作的村民至今仍深感自豪。随着山神庙和摔跤场的顺利竣工，长期以来隐伏于月湖村人内心深处的民间信仰和尘封于历史记忆中的仪式与象征，又重新被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