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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盛世市场与徽商 　　关键词： 乾隆盛世；市场；徽商 　　摘 要： 乾隆年间，在深刻反映“经济全国化”、“经济全球化”的市场网络中，以徽商为代表的商人商帮，扮演了沟通中国式的“二元”经济，连接“传统”与“近代”的重要历史角色。然其自身的传统本质，却从根本上与近代化相悖，埋下了制约甚至阻碍近代化发展的伏笔。 　　中图分类号： K249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1 　　一、经济全国化 　　乾隆年间，一个“整合良好”的“全国市场”已经形成。何以见得，有4 个标志： 　　1. 存在跨地区、跨省际的长途贸易。有关跨地区乃至全国性长途贸易的记载举不胜举。如金陵绸缎销售“北趋京师、东北并高句丽、辽沈，西北走晋降，逾大河上秦雍、甘凉，西抵巴蜀，西南之滇黔，南越五岭、湖湘、豫章、两浙、七闽，趋淮泗、道汝洛”；长途贸易的商品，无论在品种还是数量上都大为增加。农产品中的粮食也加入了长途贸易的行列，约占商品粮总数的21.6%。数量上，若以钞关税收为参数，到19世纪初，长途贸易量较明末增长了39倍，约占商品贸易总量的30%左右，这在前近代的传统社会，是惊人的数字。有美国学者指出：“在欧洲商业化地区内所出现的长程贸易，带来了有利于各种交易类型发展的崭新商业活动与商业制度，然而，即使将地广人稀的西北地区排除在外，单是中国那些人口密集的地区，其面积大小即已超过任何一个欧洲国家”[1]258、261。 　　2.乾隆年间，水路商业交通从传统南北向的大运河及长江下游一段，拓展到了以整体长江为首东西向的五大水系、沿海及各地方水系，凡能用于商业交通的水道基本都得到了开发利用。形成了完整的，以内河航运为基干，覆盖全国各省区的水路商业交通体系。全国内河航运里程达5万公里以上；沿海航运里程达1万公里以上，基本达到近代航运的水平[2]271。发展到19世纪初，水域航行船只超过20万艘，总载重量达四五百万吨。而英国在1800年仅拥有1 700艘船，总载量185万吨，1841年的总载量不过283万吨，仍远逊于中国。陆商业交通有四通八达的长短途陆路商业干线将各水系、运河、海道组成的水路商业交通网贯连起来，又织成了更加密集???加通达的全国性水陆联运商业交通体系。其中更围绕北京形成了6条全国性的中心商路。这一发达的全国性商业交通网，不仅将所有内地省份、各层级市场网络大大小小的城市、市镇、乡村连接起来，而且将台湾等海岛地区，将蒙古、新疆、西藏等边疆和少数民族地区，同内地相连。 　　3.存在全国性的三层（基层、地方、区域）两类（生活资料、生产资料）市场网络。乾隆年间全国性的城乡市场网络，包括以市镇为中心的基层市场；以中小城市为中心的地方市场；以工商业大城市和枢纽城市为中心的区域市场。做为各层级市场中心的市镇、中小城市、工商业大城市和枢纽城市，汇集输出、转运分销，发挥了强大的商品集散和辐射能力；各层级市场的网状结构以及相互的联系，有力推动了经济发展、分工和专业化的实现，使市场经济调整全国经济布局、优化资源配置、达成经济一体化成为可能；一些专业化生产区，除生活资料市场外，更形成了完整的生产资料市场、雇工市场和资金市场等，成为市场变化的标志和发展的基础。 　　4.存在主要商品的全国性中心价格。乾隆年间，在全国性市场网络的商业运作下，多数主要商品形成了全国性的中心价格。各地主要商品的价格，均围绕中心价格上下微调，总的相差不多。如乾隆时常年粮价，江苏地区平价米谷每石1.1-1.2两、中价1.5-1.6两、贵价2两以上；湖广地区米每石1.4-2两；江西地区米每仓石1.5-2.3两；山西地区（平阳、汾州、蒲州、太原、潞安、泽州等府）米麦每石1.5-2两；山东地区（兖州、泰安）粟米每仓石1.4-1.8两；甘肃地区上色（粟米小麦豌豆）每石2两，下色（青稞大豆）每石1.2两等。各地间隔成百上千里，粮价却相差不多，除了官府以平粜等手段进行的政策调节外，主要在于全国性市场网络的商业运作——“谷贱则商籴至，则其价必增”，“谷贵则商贩至，则其价必减”。 　　“全国市场”推动了“经济全国化”的发展。乾隆年间，全国各地均在两类三层市场网络中联成了一体。经济最为先进和发达的地区是长江、珠江三角洲。这两个地区的人口密度、城镇化、农业手工业产值、商业发展等均居全国首位，集中了全国最主要的“生产分工细化、环环紧扣、彼此横向依赖有机联系的专业化生产区”和被称为“飞地经济”的早期近代化产业。此外，可分为三大经济地带：东部发达地带、中部发展中地带和西部不发达地带[3]4。 　　“全国市场”的形成，使不均衡发展的各地经济，得以以市场经济发展为杠杆，在不断优化资源配置，不断调整经济布局，不断明确地域分工，不断在新的高度上，整合为分工更加合理、联系更加紧密的全国化经济。而在这一过程中，各地经济都更加依赖于市场，都依据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