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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生态中心主义”到科技立法生态价值 　　 　　 　　〔摘要〕　以科技自由和经济利益为核心价值的现代科技立法，在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也为人类社会文明带来了生态环境危机和道德危机的双重挑战， “生态中心主义”在批判人类中心主义伦理价值观和科技中立主义的基础上应运而生，为现代科技立法导入生态价值取向提供了哲学基础。 　　〔关键词〕　科技立法；生态中心主义；生态价值；伦理道德 　　〔中图分类号〕DF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12）04－0045－06 　　 　　〔作者简介〕蔡　琳，西安交通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马治国，西安交通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陕西西安　710049。 　　一、“生态中心主义”的出现为科技立法生态价值提供哲学基础 　　人类社会秉承的价值伦理观承载着法律制度的目标和希望。在生产能力落后的古代社会时期，人对自然的依附关系塑造了古代人群朴素的自然伦理观，主要体现为以祭天制度为表征的对“天”的敬畏。随着工具劳动的发展，人对自然认知能力和利用能力不断增强，自然伦理观逐渐被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伦理观所取代。亚里士多德是这种伦理观的典型代表，他指出：“大自然是为了人类的目的而创造的，植物的存在是为了给动物提供食物，动物的存在是为了给人类提供食物。” 〔1〕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伦理观为这一时代的法律制度提供了哲学基础，以人类为核心价值的法律分析方法，强调主体与客体的二元划分，将人类社会与自然社会分离、对立起来。这一时期的法便具了有明显的“反自然”属性，将理性的存在作为人类内在价值的伦理基础。因此，其他生物由于理性的缺乏便不具备规范意义上的内在价值，只有存在的外在目的，即为了人类的生存目的而存在，不能成为人类伦理道德所规范的对象，更不能成为法律关系的主体。也就是说，人对自然社会并不负有道德和法律上的责任。于是，自然社会便当然地成为人类技术实施的对象。康德提出的著名论断“人的理性为自然立法”，便是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伦理观在法律价值领域的集中体现。 　　近代科技革命使得科学技术成为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导和推动力量，人类对自然的掠夺能力骤然攀升。伴随着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用以规制人类科技行为的法律制度应运而生。当每一次科技战胜自然的胜利驱使人们弹冠相庆的时候，立法也随之而不断扩大法律客体的范围，从有体物扩展到无体物，从单一物扩展到种类物。人类对海洋的征服和新大陆的发现，促使占有以国际公认的制度化形式出现，先占和转移成为人类社会为自然社会定纷止争的直接方式。 　　科技服务人类这一社会主体征服客体（即自然社会）的过程，是从人类以科技手段对自然的掠夺开始的。在这个时代，以科技理性为标准的法和道德伦理共同体范围却日益趋微，科技自由和科技发展成为技术时代科技行为立法的核心价值。恩格斯评价这一现象：“我们不能过分的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每一次胜利，在第一步都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第一个结果又取消了。”〔2〕这种“出乎预料的影响”最突出地表现为两个结果：第一，由于不具备科技认知，动物被视为机械的存在物，人类完全忽视动物自身的感知能力，大规模的为了工业制成品、生活奢侈品、生活娱乐而进行的动物屠杀，以及为了生物医学或者生化武器而进行的动物活体实验，已经成为人类社会的应然行为。第二，掌握科技文明和伦理道德标准的人类群体更加坚信：不具备科技认知的人群，应当被视同为没有人类理性或者落后文明的标志，而等同于自然社会的其他生物，并被排除在伦理道德共同体和法律主体的范围之外。于是，在科技贡献力导致的资本主义高度物质文明勃然兴起之际，紧随左右的却并非科技制度的文明和道德伦理价值的文明，而是更加剧烈的贩奴运动、种族屠杀、人体实验和对劳动力非人性化的压榨。 　　以人类为中心价值的科技行为对于愈演愈烈的生态危机却始终束手无策，人类社会与自然社会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达尔文进化论在科技领域的实践，成为人类反思生态危机价值根源的开端。随着遗传变异原理和基因密码的发现，现代科技将人类放回到自然领域中，再次证实了人的自然属性，并彻底摧毁了人类中心价值伦理观。使得现代科技立法开始具有了多元化的价值取向。 　　现代科技立法的价值主要表现为：第一，科技自由价值。长期以来由于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的影响，对人类社会的组织形态和发展方向有着重大影响的科技活动，可以无限度地降低人类个体的时间和空间限制，科技行为在本质上被视为人类追求自由的最为行之有效的方式。科技研发和应用成为人权的重要内容之一，由各国的科技立法乃至于宪法予以保障。第二，科技发展价值。科技进步对一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主导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