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冬月》翻译看“风韵译”中创造因素.docVIP

从《冬月》翻译看“风韵译”中创造因素 　　摘要：在纷繁复杂的诗歌翻译理论及实践过程中，郭沫若基于自身的个性才情，提出“风韵译”的诗歌翻译思想，让翻译和创造结合在了一起，翻译的痕迹几近消失，大大提高了译诗的可读性和审美性，成为诗人译诗,以诗译诗的典范。 　　关键词：郭沫若；风韵译；创造 　　翻译是跨文化交际活动，众多显性和隐性的因素都对其产生影响。就文学翻译而言，更不是简单的符码转换。文化信息背后的意识形态远远超越了翻译技巧问题，隐性地引导着译者做出种种的选择。原文背后所隐藏的艺术文化精神，思想观念，思维方式等等，定然同译入语文化中的这些因素发生冲突和对峙，译者必然要面临选择，而意识形态这只看不见的手会左右他的价值取向。具体体现为在翻译中对原文内容的重视、排除、删节、增添、改动，这是译者自身对原文所作的解读。因此，翻译实际上是??码的转换和对文化信息的处理。译者对原语和译入语的态度，翻译标准的厘定，翻译方法的选择，对原文文化内容的注意，以及译作的用途等等，构成了译者的翻译思想。 　　一、郭沫若的“风韵译”思想与创造精神 　　郭沫若作为创造社的标杆人物，坚决反对文学的功利性，坚持为艺术而艺术，坚持自我感情的自然流露，强调翻译的个人趣味。郭沫若的诗歌翻译思想“风韵译”几乎贯穿了他的整个翻译生涯。1923年郭沫若在《理想的翻译之我见》一文中所言，可看作是 “风韵译”的定义：“原文中的字句应该应有尽有，然不必逐字逐句的呆译，或先或后，或综或析，在不损及意义的范围之内，为气韵起见可以自由移易”。[1]（P.331）他以自己的艺术创造才能努力接近和再现原作。他的译诗在这一主观愿望的指引下对原诗产生了客观背离。译诗在溶入了创造性因素后，更像是郭沫若理智和情感的复合体。 　　在《翻译的动机与效果》一文中，郭沫若再次肯定了翻译中的创作精神：“我们试问，翻译作品是不是要有创作精神寄寓在里面？这我恐怕无论是怎样强词夺理的人，对于这个问题，一定会答应一个‘是’。那么我们又问：翻译家要他自己于翻译作品时勇气创作的精神，是不是对于该作品应当有精深的研究、正确的理解，视该作品的表现和内涵，不啻如自己出，乃从而为迫不得已的迻译？这个我想，无论怎样强词夺理的人，恐怕也要说一个‘是’”。[1]（P.328） 　　基于此，郭沫若坚信只有在不损害原意的情况下，对原诗进行一些创造性的改变，这样才能做好翻译。这种改变并不是歪曲原诗的结构和意义，也不损害原诗的魅力。对于这种“合而为一” 的创造性翻译的另一种解释就是：翻译诗歌，好像是译者自己在限制条件内创造诗歌。创造为郭沫若的译诗注入了生机和活力，让读者读译诗就好像是在读原创，翻译的痕迹悄然无踪。 　　郭沫若显然采取了一种比传统翻译更积极地翻译姿态。他的翻译实际上是对原诗的改写，自己再增添些新的东西。他没有亦步亦趋地寻求字当句对，而是吞食，消化原诗的精髓以后，摆脱原文形式的束缚，把握原诗核心的意象，自己创作一首新诗。他既没有模仿原诗的形态，也没有沿用主体文化惯常的相应形式，而是让诗歌的意义自然形成“独特的诗歌形式”。应该说，郭沫若译诗不是“临摹”而是“变形”，是“剥离原诗的语言”，将其中的符号“解放”出来，再用另一种语言重新组装，创作一个“类似文本”。因为他认为，如果按常规翻译诗歌，那只能是糟蹋诗的精华，徒剩毫无生气的糟粕。因而，他在诗歌翻译中反对因袭，主张独辟蹊径，大胆探索与尝试新的表现手法。在他的诗歌翻译实践中，翻译与创作交织在一起。诗意的忠实与否不在考虑之列。重要的是意象新奇，韵律新颖，新人耳目。因此他以创造发明为己任。旧瓶装新酒，原作发新声。他按照自己的审美原则，不落他人窠臼。他没有字斟句酌的照原文翻译，常省略掉典故，大大提高了译作的可读性和审美性。翻译既是郭沫若创作的动力，也是郭沫若才能的展现。 　　二、从翻译实践中看“风韵译”的创造精神 　　《英诗译稿》共有译诗五十首，多为外国抒情名诗。由于郭沫若坚持“风韵译”，在翻译实践中自觉反抗僵化的文学传统，文笔优美，译笔多变，常借用古典诗歌形式，语势神韵，化用中国典故,抒情浪漫贯穿其中，充分体现了“风韵译”的精髓，更具文人气息,明显带有归化与文化翻译的性质。有的译作同中文古诗有共同之处，形式整齐，意境相似。以郭译EvelynScott 的诗作Winter Moon[2]（P.64-65）为例： 　　WINTER MOON 冬月 　　EvelynScott 　　A little white thistle moon 初月如银钩， 　　Blown over the cold crags and fens： 吹过冰岩沼； 　　A little white thistle moon 如钩初月白， 　　Blown across the frozen heather. 吹渡寒郊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