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曹禺戏里戏外》看精神传记写作.docVIP

从《曹禺戏里戏外》看精神传记写作 　　自从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的传记文学写作越来越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除了人们经常见到的全传、家传、评传之外，考据式传记、学术传记、精神传记等纷纷出现。最近与读者见面的张耀杰的《曹禺：戏里戏外》（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2012年1月出版），就是一部精神传记的范本。 　　所谓精神传记，就是为传主的精神面貌和思想脉络造型立传。它根据传主的各种作品与著述，结合其人生经历和所处政治文化语境，探究传主的精神演变，进而揭示传主灵魂的裂变、精神的矛盾以及思想的局限。《曹禺：戏里戏外》不再像以往的那些传记作品那样，以叙述传主复杂曲折的人生为己任，也不侧重于对传主作品的解读批评，而是专注于为传主的精神世界造型立传。 　　解析传主精神密码 　　作为精神传记的写作，首先要抓住传主的精神核心，也就是贯穿于传主人生经历中的思???密码。《曹禺：戏里戏外》在为曹禺精神立传之前，叙述了古希腊的“司芬克司之谜”的神话故事，进而引出了这本书解谜答疑的写作目的。如果说古希腊的“司芬克司之谜”，解开的是“人的发现和人的命运”之谜，那么张耀杰写作该书是为了解开作为一代戏剧大师曹禺的精神之谜。书中通过对于曹禺的人生经历与戏剧创作的深入研读，发现了曹禺既根源于中国传统神道文化又充分吸纳外国宗教文化的“阴间地狱之黑暗+男女情爱之追求+男权家庭之反叛+专制社会之革命+舍身爱人之牺牲+天诛地灭之天谴+替天行道之拯救+阳光天堂之超度”的密码模式，以及以神道设教、替天行道的宗教先知加抒情诗人自居的根深蒂固的身份特权意识。这与曹禺自己在《〈雷雨〉序》中所说的“原始的情绪”和“蛮性的遗留”完全一致。如此一来，张耀杰就把握到了打开曹禺艺术大门的钥匙，从而找到了通往曹禺精神世界及艺术世界的一条隐秘幽暗的独特路径，进而触摸到了曹禺复杂多变的孤傲、苦闷、抑郁、迷惘、敏感、软弱的多重人格和矛盾灵魂。 　　如果说常见的传记通常从传主的家庭背景及其个人身世开始叙述，那么精神传记则应追溯传主精神发生的逻辑起点。在了解到曹禺的密码模式和特定身份之后，读者随即可能提出的问题是，曹禺的这种精神气质与思想内涵是如何产生的呢？或者说，曹禺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密码模式？为什么会以这样的身份投入他的艺术创造？为了回答这样的问题，张耀杰从曹禺的家庭出身所提供的文化背景及其童年时代的文化记忆进行追溯，寻找其最深层次的精神渊源。该书首先将目光投向曹禺童年时代的神道环境。曹禺自幼丧母，养母薛咏南没有生育，待他像自己亲生的儿子，从而孕育了他的恋母情结，“决定了他对于富于牺牲奉献精神的善良女性的神圣美化”。曹禺的父亲万德尊官场失意后与继母一样“诵经礼佛”，为少年曹禺的精神世界注入了宗教因子。万德尊的喜怒无常，又令幼年的曹禺产生了一定的憎恨心理和叛逆情绪。如果说前者构成了曹禺精神大厦的重要支柱，那么后者就为曹禺的艺术表达增加了变数。青春期的曹禺进入南开中学学习，南开最大的特色是组织校园剧社开展戏剧演出，这不仅给曹禺提供了参与戏剧活动的宝贵机会，锻炼了他表演和导演能力，而且促使他阅读了古今中外的各种戏剧。就是在南开学校的戏剧活动中，曹禺充分感悟到戏剧创作尤其是中国传统戏曲在剧情处理方面“戏不够，神来凑”的普遍规律，这种戏剧处理后来成为曹禺戏剧创作的一个重要法宝。 　　在南开读书期间，曹禺发表了他的处女作《今宵酒醒何处》。在这篇小说中，曹禺由初恋触发的欺软怕硬地牺牲美好女性的男权特权式的复杂情绪和精神面貌得到了初步表现，并且形成了他“既执迷神道又离经叛道、既继承传统又迎合时代、既高度女性化又极端男权化、既有童话神话般的情怀又有‘存天理，灭人欲’的‘天地间的残忍’的高度宗教化的人生观和文艺观”。青少年时期初步形成的这种高度宗教化的人生观和文艺观，为曹禺日后的戏剧创作和精神发展埋下了伏笔。 　　 　　精神传记的写作特点 　　精神传记当然应该将立传的重点放在对传主精神世界的解读和诠释上。总体来说，可以将这种解读和诠释分为启发式和还原式两大类。如果说启发式解读着力于从文本阅读中获得某种感悟和启发，那么还原式解读和诠释就显得比较客观，以还原作品的真实内涵为主要目的，尽可能地接近创作者的原始构思。从精神传记写作的真实性来看，对于传主作品的诠释和解读应该偏重于文本还原。张耀杰对于曹禺作品的解读构成了他这本精神传记的主要描述方式。曹禺戏剧是现代文学史和戏剧史上的经典之作，自其诞生以来，相关的解读评论可以说是汗牛充栋，张耀杰对于曹禺作品的解读找到了自己的独特途径，也就是前面所说的曹禺从事戏剧创作的密码模式和身份特权意识。 　　张耀杰对于曹禺戏剧的解读，首先是由人物介入作品。戏剧艺术虽然着眼于矛盾冲突，但是其根本目的还是突出人物的精神面貌，呈现人物的灵魂底蕴。在解读曹禺第一部经典戏剧《雷雨》时，书中先后解析了周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