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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管制走向互动治理我国生态环境治理模式反思与重构 　　摘要：政府环境管制是当前我国生态环境治理的主流模式，然而存在着政府替代还是市场修正的逻辑悖论、政府管制对生态环境治理的能力不足、公共利益核心价值观的缺失、管制政策对公民参与回应性不足等问题。从而，导致了我国以政府环境管制为主流的治理模式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与批评。未来我国的生态环境治理应当以管制为逻辑起点，建构一种新的以自上而下治理、自我治理、合作式治理为基础的生态环境互动治理模式。 　　关键词：管制；互动治理；生态环境治理模式 　　中图分类号：X171.1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5981（2012）05—0063—05 　　生态环境问题渐已成为阻碍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因素，如何治理本国甚至全球性的生态环境问题是人类社会共同的话题。政府环境管制是当前我国生态环境治理的主流模式，这种模式对生态环境的治理起到了一定作用。但是，由于知识的局限性、认识能力不足等原因，该模式导致了当前单纯的政府行为在生态环境治理上——既没能有效控制污染物的排放量，又没能调动污染排放者的治理积极性——的有限结果，这种结果促使我们不得不反思当前以政府管制为主流的生态环境治理模式，以便重构我国的生态环境治理模式。 　　一、政府环境管制模式的理论基础 　　环境管制是指相关政府机构（更多是环境管理部门）采取指令的方式向污染排放或制造者提供污染指标或“排污许可证”，间接或直接地对污染排放以及排放者进行限制的一种行政法律手段，其主要作用对象是企业。受“人类中心论主义”的影响，此种环境管制政策在欧亚或世界都是相当常见的，因其具有较强的执行力，深受各国的赏识青睐，如当前欧盟和日本。政府环境管制成为我国生态环境治理的主流模式，并非是一种巧合，是源于计划经济时代遗留下来的政府直接控制型政策，并有其存在的理论基础。 　　（一）市场失灵的修正 　　政府管制理论源于管制经济学。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中，亚当·斯密所提出的完全竞争与市场模式是不可能存在的，由于外部性的存在、信息不对称以及天然垄断等的制约与威胁，市场失灵时常发生。Adams认为存在固定的、下降的以及上升的规模效应的产业，天生垄断依附于上升的规模产业，为了持续大规模生产的垄断性优势，需要实行政府的规制。也有学者基于公共选择理论的“经济人”视角，认为生态环境属于纯公共产品，其供给单纯依靠市场的自行调整无法实现，企业垄断本能性地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致使分配效率难以实现，消费者的利益受到侵害，因此，必须依靠政府的管制与监督，追求实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保持社会经济效率的整体性。 　　（二）公共利益的维护 　　提高市场效率和维护社会公正是公共利益在政府环境管制中的具体价值体现。20世纪60年代后，管理理论占据主导地位，经济与效率成为了公共行政的主流价值，公平或公正问题遭到回避，但当前社会公平或公正问题成为学者们反思并重构公共行政学理论的重要指导方针。当市场机制再度被置于重要地位，并广泛作用于政府的施政理念时，市场的开放性导致经济活动参与者的过度自利性行为的产生，个体对经济利益的过度追求造成不计后果的环境破坏，严重损害了公共利益，虽然市场经济的基础规律有助于优胜劣汰，但与此同时单凭市场的作用还不足以完全排除个人利益对公共利益的侵害，社会公平与公正难以维护。管制理论把政府管制视为从公共利益出发而对“‘市场失灵’下发生的资源配置的非效率和分配的不公”进行调解与纠正的过程，认为加强政府的管制是必要以及不可避免的，其能够高效实现对公共事务的管理，能实现对公共利益的有效整合、维护以及分配。因而公共利益成为政府环境管制的出发点。 　　（三）负外部性的治理 　　外部性源于经济学意义上的费用正负效益，可分为正负外部性，生态环境问题是典型的负外部性表现，其利益分析表现为私人利益大于社会利益。科斯（Coase）将直接规制作为治理外部性的一种对市场的有效替换，产权解决方案由于交易成本过大而无法通过市场与个人的谈判解决负外部性，此时政府规制必然发挥其无可替代的作用。科斯指出“政府不是建立一套有关各种可通过市场交易进行调整的权利的法律制度，而是强制性地规定人们必须做什么、不得做什么”。这种将政府作用介入对负外部性的有效治理理论就为政府对生态环境治理的管制提供了理论支持。 　　（四）信息不对称的弥补 　　对信息不对称的弥补也是政府环境管制的出发点之一。信息不对称状态是由众多因素产生的结果，一般意义上的垄断与强势垄断是其重要原因，因此造成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是信息不对称对信息掌握较多者的偏袒，也是对不知情者的损害，不对称信息结构下的市场失灵以及对效率损害既表现在保险市场、劳动力市场也表现在环境保护等方面。由于信息不对称，致使交易双方对信息及时性及整体性的了解处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