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 一个男人奋斗史.docVIP

莫言 一个男人奋斗史 　　北京时间2012年10月11日晚7点，瑞典文学院常务秘书彼得·恩格伦宣布：中国作家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从一个普通农民一步步攀登到文学顶峰，这一路走来经历了几多艰辛与曲折，莫言用几十个春秋写就了一部男人的奋斗史。 　　得了“全世界才一个”的奖 　　家里电话响起的时候，妻子杜芹兰看了看表，18点半刚过，天已经全黑了。西葫芦馅的饺子刚下锅，还没端上饭桌。今天是诺贝尔文学奖揭晓的日子，莫言最爱吃饺子，杜芹兰寻思着，“不管得不得奖，晚上都包顿饺子吃”。 　　自从半个月前“莫言极有可能获得诺奖”的消息见诸网络后，全家就从北京回到了山东高密。莫言的家在县城一个僻静的小区里，三室一厅的房子买了没几年，楼下住的就是他的大哥管谟贤。为了躲避媒体，莫言换了个本地的手机号，只有极少数人能联系到他。那时候，村里人还不知道有关他的诺奖传闻，等到听别人说起时，已经打不通他的电话了。平日里，除了早晚去小区旁边的植物园散散步，偶尔跟朋友赶个大集之外，莫言很少出门。 　　其实，有关莫言要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已经不是第一次出现了。早在五六年前，每到诺奖评选的时候，莫言总是被提及最多的中国作家。他得奖多，作品数量多，被翻译成外文的也多，以至于文学圈子里流传着一个说法，说“莫言是最接近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作家”。 　　但是，年年说，却年年落空，久而久之，就连身边的人也麻木了。10月11日上午，诺贝尔文学奖揭晓前，堂弟和二哥都觉得：“悬！全世界才一个，再说评委都是外国人，可能性太小了。”90岁的老父亲耳朵背，一脸茫然的神情：“不能吧？真的吗？”他对诺贝尔文学奖了解不多，但却知道它的分量——“听说中国写小说的还没人得过。”就连莫言自己也觉得诺贝尔文学奖无限遥远，“渺茫着呢”，前一天跟朋友赶集的时候，他还这么说。 　　但是，一通简短的电话，改变了一切。 　　来电的是瑞典文学院常任秘书彼得·恩格伦，他事后接受采访，被问及莫言得知自己获奖后的反应时回忆道：“他狂喜并惶恐。”对方问莫言该如何庆祝，莫言回答：“也没什么好庆祝的，跟家人吃顿饺子吧，因为我最喜欢吃的就是饺子。”当然，挂断电话前，对方嘱咐莫言，先别声张，待会儿公布了再说。 　　19点的《新闻联播》刚播了第一条新闻，家里的电话又响了，二哥接起，听了几秒钟，说道：“哦，得了？”电话是堂弟打来的，说凤凰卫视播了，是莫言。 　　屋子里顿时乱作一团，空气好像在瞬间爆炸了。二哥已经乐得合不拢嘴，赶忙起身到父亲房间报喜。父亲坐在炕沿上，少有表情的脸上终于露出了一丝笑意，但过了一会儿，他好像还不放心，又来问老二：“电视上演了吗？”他觉得只有电视上播过才算最终确认。 　　接到获奖的电话后，莫言下楼到大哥家走了一趟，他告诉大哥，明天估计会有很多记者找上门来，我不想说什么，麻烦你帮我顶一下。可是，记者们哪里等得到明天。无奈，当地领导出面劝说莫言，晚上21点钟在当地最高档的凤都国际大酒店召开新闻发布会。 　　新闻发布会只持续了半小时，莫言从一出场就被团团围住，一片长枪短炮中。众记者散去后，市领导们宴请莫言，夜里23点多，众人走出酒店门口时，天空腾起绚丽的烟花。人人脸上洋溢着兴奋之情，反倒是莫言，仰头看着五彩烟花，陷入了沉思。 　　粱地里，他这样走来 　　从娘胎里落到尘土上，嗷嗷成长，莫言的身份是不折不扣的农民。他在土里生，在土里长，他对这片高粱地的爱恋与憎恨同样强烈。 　　最深切的记忆是饥饿 　　莫言原名管谟业，1955年出生的时候，他已经是大家族里的第四个孩子。在那个年代的大家庭里，用大哥管谟贤的话说：“大人天天忙着干活，一天到晚想的是怎么填饱一家人的肚子，哪有什么欢声笑语和温暖可言，父母的爱被生活重担所淹没，只能埋在心里。”莫言3岁的时候，就赶上了“大跃进”，此后，又是3年困难时期，吃饭问题成了农村的头等大事。 　　饥饿，成为莫言童年的第一波记忆。后来，在他的成名作《透明的红萝卜》中，莫言对主人公“黑孩儿”的描写便是自己当年的写照——“他的头很大，脖子细长，挑着这样一个大脑袋显得随时都有压折的危险。”此后，有关饥饿的描写，就一直贯穿在莫言的作品中，真真假假，多半都来自他的生活经历。1961年春，村里的小学拉来一车煤块，那种东西孩子们从来没见过，有人跑上前拿起一块就啃，其他孩子也扑上去，每人抢一块吃起来，那味道至今还让莫言记忆犹新。后来他把这一情节写进了长篇小说《蛙》。 　　所以后来的几十年里，无论名气多大，莫言对吃一直没有要求，因为小时候吃不到面，现在尤其喜欢吃面食，馒头、面条、包子，永不厌烦。 　　“炮孩子”的悲哀 　　作为家里的小儿子，莫言不仅长得丑，还有点儿嘴馋，又爱吹牛，为此没少惹事，在家里并不受待见。后来，在解释《四十一炮》这篇小说的篇名时，莫言自述道，像自己这样爱说话的孩子在村里就叫“炮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