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大学 2013年第1期.docVIP

我大学 2013年第1期 　　1963年，我是以第一志愿走进贵州大学校门的。为进这大学，我经历了曲折坎坷。 　　1960年，我从贵阳师范学校毕业，19岁，那时，血气方刚，不谙世事，内心一些东零西碎的欲望在勃发，更不懂什么参悟，认定大学是无与伦比的殿堂，始终怀着一己的希望：要踏入大学的门限。 　　我一门心思要考上海电影学院，还偷偷写了一个电影剧本，权当练笔和见面礼。 　　正是师范毕业考试时，上级抽调我去清镇梨倭乡蹲点，任务是扫盲。在一间麦秸秆和泥巴砌起來的房子里，在几盏昏暗的马灯下，村民收工回来，吃了饭，就来这里评“工分”。评了“工分”才上课。他们并没这种渴求，我教他们认字，他们就打瞌睡。 　　那是一个饥饿的年代，每天洋芋、麦粒，也难果腹。我心猿意马。白天呢，在农村晒坝里，一边晒太阳，一边读《德伯家的苔丝》。脑海里却总在想，大学报名考试时间快到了，这个扫盲班还要办多久呢？辗转反侧，思前想后，我决定赶回去报考！我背着背包，从梨倭步行到清镇，大约走了两个小时，再坐马车往贵阳赶。我的行为，惹得上级领导大怒，考大学？就想成名成家！去农场劳动，以观后效。 　　他们的理论是，你吃了师范三年人民助学金，至少要为教育服务三年。我只得认了，胳膊拧不过大腿。 　　机关农场，在二戈寨往南的牛郎关。那劳动，有些不堪了。我咬牙挺住，在日记上写下：“劳动这一关，我必须闯过去！” 　　有半年时间，我的任务是：每天去贵阳拉一车大粪到农场，一个人独立完成。往往，下午两点从牛郎关出发，经石油库、二戈寨、八公里、倒岩路、冷冻厂进城。至于在哪里弄到一车粪，这是你的事，没人管你。这是1960年哟，饥荒的年头，有了肥料，才有农作物的收成。肥料就特别抢手。这里的逆定律是：饥饿决定了粪便的有限。反反复复中，我终于熟悉了贵阳市的粪源，当然也有焦头烂额的时候。这里没法如实写来，那有可能堕入自然主义泥淖。每当我装满一车粪，就要把车顶的木盖上锁，洗净车身，停放好，以备第二天一早上路。 　　一个人上路，将胶轮车的皮带套在肩头，身体向前倾斜，脚底用劲一蹬，车就起动了。这时，目光要前后左右四顾，要选比较平顺、坡度小的路面，因为这时没有任何人会来帮助你。实在累了，就找个僻静安全的路边歇息。心情好的时候，看着路边的绿树，还会哼哼歌。心情偶尔恶劣，也十分沮丧。我剃了平头，对所有人熟视无睹，我想我心存高远，打不垮的！ 　　中午到了农场，休息，下午又拉了空车进贵阳。周而复始。 　　有半年，是做地头的农活，种菜，施肥，春种秋收…… 　　我那时住在农场牛圈的楼上，楼下不断飘来牛粪的气息和牛磨牙、反刍的声音，蚊虫也十分嚣张。我床头贴了鲁迅的墨迹：“我倘能生存，我仍要学习。” 　　我坚持在煤油灯下夜读，笔记，写作，心中涌动的是“不信东风唤不回”！ 　　三年还债期终于过去，1963年，我以同等学历的身份报考了，可那年上海电影学院没来贵阳招生。考场设在蔡家街的贵阳女中。待考的人，年龄不等。可能都像我一样有些故事吧？进考场的通道上写有“手持准考证，鱼贯而入”字样。电铃响起，考场门开了，考生就像如今过安检一样，静悄悄鱼贯而入。 　　我走进考场那瞬间，没有喜悦，毫不紧张，觉得这是对一个渺小愿望的一种可怜的、迟到的补偿。 　　高考第一科是作文。头晚，我把我近期的习作翻了翻。 　　当我看到《五一日记》和《唱国际歌想起的》两题任选一题时，我有点兴奋。《唱国际歌想起的》正符合我才写的一首长诗的题旨。一小时，我几乎一挥而就。 　　以后的几科，也大体顺利。 　　1963年8月，我在一家文学刊物上发表了一首长篇朗诵诗，在我收到一笔可观稿费的同时，也收到了贵州大学的录取通知书。那信封厚厚的，还有热情洋溢的欢迎信。我一阵高兴，一阵苦涩：我踏进大学整整延宕了三年。 　　在这前一天，在教育局工作的表哥来电话，说我的作文是全市最高分。没说我录取没有，我也没问。 　　1963年8月底，我搬进了贵大。 　　我很喜欢花溪的环境。青山环抱，绿荫匝地，风轻轻，云也轻轻，安谧至极。在公园门口，有陈毅“真山真水到处是”的诗句。 　　贵大也是福地。校园里的梨树，每到初春，无声无息地开出白色的花瓣，冰清玉洁的，如絮如脂，满树都是。我们系是一幢黄色的两层小楼，就在绿树丛中。每到课间操，早上九十点钟的阳光，透过绿树洒下来，空气里绿叶的气息，朦胧缭绕在我们身边。大家一字排开，自由地伸伸腿，弯弯腰。 　　我喜欢校园里碎石的小径，小径两边长满了花草。去教室，进饭厅，大家都走在小径上，人头涌涌，这时，你才知道学校还有这么多人。同学都青春年少，女同学虽说穿得朴素，却透着不可掩抑的活力。 　　我喜欢学校图书馆的气氛，那里书多，阅览室里鸦雀无声，查资料，作笔记，写小说的都有。图书馆一位老师的板桥体书法也很耐看，他的条幅悬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