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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识日本问题专家廖承志 　　廖承志，比他年岁大的中央领导人，都称他承志或小廖；与他同辈的许多人，都称他廖公；像我这样的小辈，都称他廖主任（1958年3月他出任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常务副主任，主任由陈老总兼）。他为人谦和，性格开朗，声音洪亮，从不摆架子，喜欢与他熟悉的人开玩笑。比起带有浓厚广东乡音的普通话来，他说的日本话，发音更标准，也更生动，更流畅。他还能自如地说英文、德文，并略懂俄文。受他母亲影响，他画的山水国画，也有很高的水平。 　　作为国民党左派、孙中山主要助手廖仲恺和何香凝的儿子，他生在日本，长在日本，直到在早稻田大学因参加反对当局的学生运动，被学校开除，驱逐出境。回国后一度又以国际海员身份，去德国等地从事革命活动。1934年26岁参加万里长征，后投身八年抗日战争和三年半解放战争。37岁时，在1945年党的七大上，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新中国成立后，在长期负责处理港澳、涉台、华侨事务的同时，又协助周总理，具体领导了整个对日民间交往的工作。在1956年党的八大上，被选为中央委员。 　　他是中日友好协会的第一任会长，又是“廖承志·高碕达之助贸易办事处”（日本称LT贸易事务所）中方负责人。该办事处是中央特批的中国首个以个人姓名命名成立的对外合作机构。这个带有某种官方性质的机构，连同差不多相同时间实现的中日互派常驻记者，在两国复交前，都起过十分重要的作用。而这些无一不是在廖主任精心谋划和具体部署下实现的。 　　他的特殊经历，以及他在我国整个对日工作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使他在日本各个政党、各个地方、各个界别、各个行业，都有不计其数的众多朋友。难怪毛主席1972年9月会见来访的田中角荣首相时，也指着他诙谐地对田中说，他是在你们日本出生、日本长大的，这次你就把他带回去吧。田中同样诙谐地表示，好呀，廖先生在日本各地知名度很高，竞选全国区参议员，肯定可以胜出。 　　廖主任在中国对日工作中的另一个突出贡献，就是他通过大量的实践，培养了一大批了解日本、熟悉对日工作的人才。这些人在中国的相关部门，承担着推进对日民间交流、逐步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的重任，其中不少成了两国复交初期，与日本进行官方来往的骨干力量，少数人后来甚至成了所在单位的领导核心和有名望的专家学者。仅我比较熟悉的，就有外办的谢南光：杨春松、王晓云等；外交部的陈抗、李孟亮、丁民、王效贤、徐敦信等；中联部的赵安博、庄涛、刘迟、林丽韫、段元培等；对外友协和外交学会的孙平化、肖向前、唐家璇、金苏城、黄世明等；外贸部的吴曙东、林连德等；文化部的林林、蔡子民、崔泰山等；团中央的钱大卫、文迟、杨振亚等；全国总工会的陈宇、宋文等；新华社的丁拓、吴学文等；外文局的康大川、刘德有等；“和大”（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委员会——作者注）的洪道原、韩炳培等；总政群工部的金黎等。岁月不饶人，他们中的近半数已经先后离开我们，在世的也都七老八十、安度晚年了。 　　我在外交部担任日文翻译期间，经常近距离地接触廖主任，留下了一些难以忘怀的往事。 　　一 　　我在日文版《人民中国》杂志社实习时，为了配合即将在东京举行的中国商品展览会，写了一篇人物采访，对象是时任中国贸促会副会长、赴日展览会团长的张化东。采访中张非常生动地向我介绍了他一生中最难忘的一段经历：他是东北人，成人后_直在张学良将军的部队里当兵。1936年西安双十二事变时，他是一名排长。上司命令他所在连的连长带着他和下面的几个战士，一起抓捕在华清池住宿的蒋介石。他细述了被抓当晚蒋的种种狼狈相。 　　我觉得这是一个足于吸引日本读者的亮点，便绘声绘色地作了描述，自己很满意。杂志社领导也认为很精彩。但这一类人物采访，需要送请外办审定，才可排版付印。两天后，就传来了廖主任的批示意见：这个选题很及时，文笔也不错，但作者明显缺乏政治常识和斗争经验。须知台湾方面对几十年前蒋在西安被抓这件事，一直耿耿于怀，伺机报复。而台湾在日本的特工势力不可小视。如果他们知道当年具体抓蒋的人已经来到日本，很可能不会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动手报复的。因此，为了安全，一定要删除这段内容，才可以发表。 　　杂志社领导和我本人都觉得廖主任的这个指示非常正确，并当即删除了文章中自己最得意的一段。 　　二 　　同样在实习期间，我被借去当一个来访的日本代表团的翻译。该团由日本各界近十位颇有影响的民间人士组成。接待单位特地借用全国政协礼堂，举行大型报告会，请几位日本朋友分别向北京各界一千多名市民，介绍当前日本人民的社会生活。 　　报告会很热烈，很顺利。最后一名发言者，是一位八十几岁的佛教界人士。他演讲的题目是“日本佛教与日中友好”，但没有准备书面稿子。我心里没底，便事前问他打算讲些什么内容。他回答他会想到哪里就讲到哪里。见我皱着眉头，他又安慰我说，你尽可放心，凭你的日语能力，翻译肯定没有问题。 　　谁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