植物品种权扩张背景下“农民特权”法律保护.doc

植物品种权扩张背景下“农民特权”法律保护 　　摘要：农民特权的正当性在于对习惯的尊重、维持农民生计和保护粮食安全的需要，但植物品种权的扩张造成农民特权被合同架空、被技术措施扼杀、被国际公约限制等现实困境，我国应从扩大权利范围、廓清权利主体、规制技术措施和慎待国际公约几个方面完善农民特权的法律保护。 　　关键词：品种权；农民特权；法律保护 　　中图分类号：D9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731（2012）04—0148—05 　　一、引言：问题的提出 　　“农民特权”是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中特有的一项规定，是指农民在合法获得受法律保护的农作物种子（即授权的植物新品种）进行种植后，在其收获的农作物中存留一定数量的种子，用于日后再行种植或与他人交换或销售，对此，植物品种权人既无权禁止，也无权要求农民支付费用。 　　作为一种长期沿袭的农业种植习惯??农作物改良方式，农民特权在植物品种保护制度诞生之初就受到各国法律的认可和尊重，被视为一项侵权免责的法定事由。但随着生物技术产业化的发展、转基因技术农作物的兴起以及种业资本化的扩张，植物品种权近年来不断扩张并日渐威胁农民特权的存在。理论上，质疑农民特权的正当性并要求压缩其范围的声音不绝于耳；立法上，种子培育资本化程度较高的发达国家不断修改法律，限制农民特权以强化植物品种权的保护；实践中，持有授权品种的种业公司采用“终结者基因技术”扼杀农民特权，或者利用合同限制条款架空农民特权；国际层面，由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公约》（简称UPOV公约）新文本也缩减了农民特权的范围并要求发展中国家接受。我国现行立法虽然规定农民可以留存种子以“自繁自用”，但与其他发展中国家规定的农民特权范围相比仍有较大差距；即便如此，仍有学者提出该规定造成我国品种引进上的许多障碍，应当对其进行限制。基于此种背景，对农民特权的正当性进行理论上的证成，进一步揭示植物品种权扩张趋势下农民特权面临的现实困境，比较总结其他发展中国家保护农民特权的有益经验，对于完善我国植物品种立法、维护农民利益、促进农业发展乃至粮食安全具有迫切的现实意义。 　　二、农民特权正当性的理论证成 　　（一）传统农耕方式的延续：尊重习惯的需要 　　作为长期沿袭的农业种植习惯和农作物改良方式，多年来农民已经习惯了在其生产的农作物中，留存一部分种子来年再种植、与其他农民交换或者进行销售。这在农业种植仍然以分散的农民个体为主的发展中国家尤为普遍，按照发展中国家长期以来的习惯，75%的农民是自己留种的，他们通过彼此的交换来获得所需的种子。因此在这些国家的农民看来，农民特权具有一种类似于自然权利的正当性。例如在印度，绝大部分农民长期以来就有留种、换种的习惯。在我国农村也同样，对于收获的种子留下一部分来年再用，或者与其他农民进行交换，或者将剩余的种子出售，这也是多年来的一种比较普遍的现象。各国在建立植物新品种制度之初之所以普遍认可农民特权，就是基于对现实的认可和对传统习惯的尊重，目前这种传统习惯在发展中国家的现实中依然在延续，在观念上仍根深蒂固，因此允许农民特权的存在是传统农业耕作方式的延续，是对农民传统耕作习惯的尊重。而否认农民特权的结果是：农民无权在上年度收获的农作物中选取一部分作为种子在次年继续播种，其必须重新向育种者购买新的种子，即使购买的种子与其已经选取的种子完全相同。这显然是不合理的，也是不符合农村现实的，与我国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多年来世代传承的种植习惯相违背。 　　（二）降低种地成本：维持农民生计的需要 　　根据“资本逐利”的规律，为了达到预期的商业目的，育种者自然要将其研发成本转嫁到种子的销售价格中，从而造成种子销售价格的提高。而高昂的种子价格必然会增加农业的种植成本，这对于大型农场或者经营种植业的农业公司来说，是可以承受的，也是应当接受的，因为这是其商业经营活动必须要投入的成本。正是基于对商业性使用的禁止，植物品种权人才能收回其投入的研发成本，并实现预期的经济收益，因此这是无可厚非的。但对于以农业为生计的普通农民来说，如果排斥农民的留种行为，则会加重农民的负担，从而严重威胁农民的生活，造成即使农业丰收但农民也不能增收的结果。因此，如果从法律上取消农民特权的规定，将会造成“对品种权过分保护形成的经济利益的极端垄断，损害了农民的利益”。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即使法律取消了农民特权的规定，由于农民的留种再种植、交换或销售留存种子的行为在发展中国家十分普遍，品种权人要在实践中完全禁止此类行为要付出非常高的监督和维权成本，而过高的监督成本会使品种权人放弃监督，转而采取高定价的方式收回其新品种的研发成本，从而损害作为最终消费者的农民的利益。在发展中国家，由于农村社会保障水平较低，土地仍然是农民的主要生活依靠，而种子作为农业生产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