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院“数字化生存”逻辑与异化.docVIP

法院“数字化生存”逻辑与异化 　　“谁能告诉我中国司法最可恨的是什么？我说是年底不立案，这明显是渎职，为什么体制设计成这样？”2012年12月初，一名网友在微博上这样抱怨。每到年底，一些地方的人们便开始抱怨，法院怎么不立案了，这种现象被媒体称为“正义冬眠”。一周前，有媒体在北京几个基层法院调查发现，“偌大的立案庭空空荡荡，10来个立案窗口只开两三个，有的只派一名法官当班。每天立案排号的数量被严格控制，来立案的人非常少。” 　　但是对于其他法官而言，“冬眠”却是一种奢侈，《南风窗》记者在近日采访了各地多名法官，时间都在晚上八九点钟，受访法官无一例外不在加班，要么赶着写判决书，要么忙着各种年终总结。 　　一面是法院外部对法官“渎职”的质疑声，另一面却是法官连轴转的高强度工作，这种现象到底是怎么造成的？原因或许有很多，但其中最直接的一个因素也许是法院的各种考核指标。“对我们法院来说，12月10日就是一年结束了，这以后的案子都不能立，要等到12月20日以后才能用第二年的案号立上。”厦门市中院齐法官这样告诉《南风窗》记者，“我们要考核结案率，年底立的案子肯定审不完。” 　　法院的“指挥棒” 　　结案率只是法院内部庞大的指标体系之一种，2008年，最高人民法院下发《关于开展案件质量评估工作的指导意见（试行）》，制定了33个具体指标，用以衡量各级法院和法官个人审理案件的质量。试行3年后，2011年，最高法将指标修订为31项，并且每年发布上一年的评估分析报告。文件规定“各级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增加或者减少指标”。例如湖北省恩施州中级人民法院就只规定了8项考评基层法院的指标，并设定了不同的权重。广西高院的《广西法院审判质量效率评估指标体系实施办法》则只采用了21项指标。 　　根据最高法的统计，31项指标中，全国范围内都能进行统计的只有11项，作为审理效果指标的公众满意度指数则很少有法院进行统计。这套指标体系被誉为法院审判管理工作的“指挥棒”，它不仅统计法院审判活动的实际情况，而且在实质上塑造了法院的审判工作重点。例如作为审理效果指标的调解率就直接促使一些地方的法院强调通过调解结案。根据统计，1999年到2003年，西安市各基层法院的调解结案率徘徊在20%～30%之间，但是2004年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唯独对调解率规定了硬指标，要求基层法院调撤率达到50%。此后，西安基层法院的调解率便不断提高，2007年达到57.5%，并一路提升到2011年底的64.7%。 　　这根“指挥棒”将奏出怎样一曲司法“交响曲”呢？31项指标被划分为三大类，分别测量法院审案的公正性、效率性和效果，再加总计算得出一个综合指数。最高法发布的评估分析报告称，2011年根据指标体系计算出来的全国法院案件质量综合指数有所上升，按百分制计算为88.79，比上年提高了1.53。 　　按照评估报告，中国法院在这三方面都表现良好，并且呈现逐年改善的趋势。例如效率性指标中包括“法官年均结案数”、“正常审限内结案率”、“正常审限内执结率”三项指标，根据2010年的评估分析报告，全国法官年均结案58.61件，其中发达地区法院法官超过100件，最高为北京的155.58件；全国平均结案率高达98.51%，执结率高达99.14%。这些数字无不勾画出一个尽职尽责、高效且公正运转的法院，但是简单的数字却难以反映出复杂的现实情况。 　　变通了的“数据” 　　面对各种指标，烦恼的法官们发展出了各种技术处理手段。《南风窗》记者晚上8点多联系上福建省宁德市某法院的张法官时，他正在加班赶判决书，“结案率很难实现，有时候为了达到指标，就预先结案，但实际上判决书还没有出。立案那边我们院从12月10日开始就已经是只收案不立案了，让当事人20日后再来。”类似的做法在其他法院也很普遍，广东某基层法院的毛法官告诉《南风窗》记者，往年不抓结案率，所以年底都是放开立案的，但是今年突然开始“抓得很紧”，11月底就停止立案了。“有时候为了应付当事人，我们就说需要时间审查立案材料，先把当事人拖住。” 　　毛法官透露，为了应对，还出现了一些对案件的“灰色处理”。“有时候无奈之下，对一些系列案，如果来不及结案，比如说集团欠债的，一张欠条就是一个案子，我们会设法说服当事人撤诉，退回一半诉讼费，”毛法官说，“只能让他们‘卖个面子’。这样就可以大幅提高结案率。” 当记者问到，如何才能避免立案难和各种变相结案的现象时，毛法官说，没有其他办法，除非不考核这一项。 　　除了结案率，毛法官所在法院还重点考核“调撤率”，而这项指标的操作空间更大。中国的调解方式分为人民调解和司法调解两种，“原来是‘诉调对接’，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调解进行司法确认后可以计入调解率，但是现在不行了。所以有时候我们会把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调解结果不再做成司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