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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示易道融通规律的高水平论著 ——詹石窗教授《易学与道教思想关系研究》评介 黄永锋 评介著作：《易学与道教思想关系研究》。 出版单位：厦门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年3月 本书作者：詹石窗 ? 《易学与道教思想关系研究》由厦门大学出版社于2001年厦门大学80周年校庆期间隆重推出，被收入厦门大学“南强丛书”第二辑，该书作者詹石窗系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国际易学联合中心专家委员、中国宗教学会理事。《易学与道教思想关系研究》是詹教授在中国哲学与中国文化研究领域的一部力作，出版伊始即受到学术界的关注和好评。教育部社政司科研处组编的《普通高等院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十五”科研规划汇编》在总结中国哲学类成果时对詹教授这部著作给予很高的评价，认为该书“首次全面揭示了易学与道教在历史进程中相互融合、相互渗透、相互影响关系”，作者在这方面的研究“达到了海内外最高水平”。 该书的写就体现了作者在易学、道教研究领域深厚精湛的学养。詹教授读硕士时师从著名道教学者卿希泰先生，就开始探易解玄。1984年，中国第一次《周易》学术研讨会在武汉召开，詹石窗在卿先生的指点下提交了论文《道教与周易的关系初探》。此后，詹石窗的硕士论文《南宋金元的道教》的重心章节《解经畅玄：易老学的发展》，主要论述南宋金元时期一些道人解释《易经》与老子《道德经》的问题，是沿着《道教与周易的关系初探》思路进行研讨的结果。1986年夏，詹石窗毕业分配到福建师范大学易学研究所任职，在易学道路上得到黄寿祺教授和刘蕙孙教授的亲传，学识精进。黄寿祺教授是清未易学大师尚秉 和先生的高足，刘蕙孙教授是《老残游记》作者刘鄂后裔，于“太谷学派”之易学与养生有精妙见解。1993年，詹石窗晋升副教授，仍求学若渴，二度入蜀做卿希泰先生的博士生，其博士论文后以《易学和道教文化》为名出版，《中国社会科学》1997年第5期《易学与道教文化》书评认为该书是一部补白力作。多年来，詹教授在易学和道教等研究领域勤奋耕耘，硕果累累，已撰有《易学与道教符号揭秘》等专著10余部，主编《道教文化新典》、《新编中国哲学史》等，在《中国社会科学》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近200篇。正因为有深湛学养的支撑，詹教授《易学与道教思想关系研究》一书出版以来，备受瞩目，上述《“十五”科研规划汇编》的评价是恰如其分的。 本书的一大特色是从学科交错的视角来研究易学和道教的。近年来，有关《易经》的书出版了不少，而关于道教的著述也时有问世，但将两者联系起来进行系统研究的高品味学术专著则尚未见之。独特的求学历程和敏锐的学术眼光赋于詹教授灵感，他注意到了这种学科夹缝并孜孜探寻，最终取得创获。本书分三编：易学与道教思想关系之基础、易学与道教思想关系之建立、易学与道教思想关系之衍扩，“从易学体系结构的整体把握入手，追溯了道教产生之前道家学派、祖国传统医学与《易》之关联。在此基础上，从源及流，对易学象数派、义理派对道教思想的影响以及道门中人对易学基本原理的应用和发挥等问题，进行多方辨析”（见该书卿希泰先生序）。通过对易学与道教思想横纵向全面深入的考察，作者发现道教与易学的联系是“全息”性的。詹教授对这种“全息性”的联系进行研究无疑具有重大意义：首先，就易学研究而言，只有结合道教思想文化现象来研究易学史问题才能真正弄清易学发展的脉络；其次，就道教思想体系的研讨而言，只有联系易学，才能从更深广的层次揭示道教思想体系的本质；再次，就中国科学技术史的探究而言，只有从易学入手，才能理解道教科技文献中所使用的一系列隐喻性术语，真正窥见其堂奥，从而做出客观周到的评价。我们认为高水准学术著作的意义不仅在于其学术成果本身，还在于她能指示读者学术的门经。《易学和道教思想关系研究》一书告诉我们：交叉学科的夹缝里存在着取之不尽的学术资源和许多生存发展的智慧。 本书的另一大特色是借鉴了一些西方的研究方法。《易经》素称难治，《道藏》中的易学典籍更是难中之难。其难度在于《易经》的卦爻符号具有象征性，道教的经书大量借用了《易经》的卦象符号并加以发挥。詹教授运用符号学的方法对《周易》卦象以及道教体系中的各种符号进行重新解释，弄通了其深层的隐义，揭开了其神秘的面纱。例如“坎离”，作者释曰：“在《参同契》中，坎离成为元气内在两个方面最重要的象征符号。而日、男、火（暑）亦为阳的方面之象征；月、女、水（寒）则为阴的方面之象征。《参同契》多种象征物的出现，就在于要寓抽象于具体之中，以有形明无形，启迪人们从感性积累的材料中去认识阴阳的类别。”（见该书第111页）这样的解释突破了字面意义上的理解，包含了更为深刻的方术蕴涵的发掘。作者在论述《周易》体系中八卦起源的问题时，则使用了文化人类学的方法，从人的“自我意识”方面加以分析，超越了前人从“物”的方面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