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岛公共卫生教育的演变(1898-1937).docVIP

青岛公共卫生教育的演变（1898-1937） 朱北辰 （内蒙古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 中国近现代史 010022） 【摘要】 为青岛奠定先进的城市卫生硬件的德日殖民者，却只用严律苛罚的卫生制度来教育华人；中国政府收回青岛之后，国人的卫生教育和防疫观念有明显进步。 【关键词】 青岛 公共卫生 宣传教育 【正文】 卫生教育旨在灌输和培养人民的卫生知识与健康观念，是公共卫生事业中经济而基本的工作，功在当代利在千秋。不同于“传道授业解惑”式传统意义上的教育，现代社会里的公共卫生教育，以一定的经济基础为和文明高度为积淀，更加注重群体性与普及性。由于宣传和教育，都会运用各种讯息表达方式，传播某种观念或精神来影响社会个体的思想和行动，以期全社会发生目标改变，所以在实际的公共卫生教育中，二者互通互补，不分伯仲。1898至1937年，青岛经历了从殖民统治到国人自治，其中公共卫生宣传教育的变化可谓翻天覆地。 一、德日占领时期（1898-1922） 德租日据24载，青岛从山东边陲的蕞尔渔村，一跃为比肩津沪的工业港口巨埠，卫生教育事业的水平却没能与城市的步调一致。德殖民者占领市区之初，便以所谓“种族卫生”原则在居住上严行种族隔离，“路皆平坦，街衢洁净，四时无疫疠之侵”，德人在精心打造了一座自诩为“远东最干净的城市”的同时，仅仅依靠卫生章程来保持市区卫生和防疫的状态，取代本来多样化的卫生防疫宣传。全部的十三项卫生章程中，涉及到了街头巷里卫生的维护，公厕的使用和清扫，粪便与垃圾的运输、堆放、销毁和利用，肉食禽蛋的检疫和屠宰，传染病的报告与防护，墓地的发掘、使用和管理，甚至含有所谓“噪声污染”的内容，华人的运货车上不许装置能够发出声响的异物。这些章程中半数有这样的规定： 倘有违背此项章程者，一经查出，罚缴洋至二十五元之多；如无力缴洋，既监押至一星期之久；该犯法者若系华人，即罚缴洋或监押至一星期之久，或者笞责至二十五下之多。以上三项科罚或罚一项或兼罚二三项，均须随时酌定。 德人在区划、教育和司法等领域都实行严格的华洋分治。“只对德国人罚款，但中国人则要鞭挞脊梁，而且对于中国人也有斩首的刑罚，压迫和歧视中国人完全本能地变成了习惯行为”，笞责这种用荆条抽打肉体的野蛮刑罚，在清末的刑法改革中已被取消。胶澳总督却这样说道“以为对于那些习惯于干重活，并且能忍饥挨饿的库里来说，不受笞责而只关几天监禁且提供食物——质量虽差，但分量足够——这根本不算什么威慑手段”，所以“笞责完全符合所有非中国居民团体的法律感情”。违反卫生规定的华人，赤裸裸的体罚方能让他们知道下不为例，对于贫民和苦工占绝大多数的华人来说，缴不起罚金的下场只有这种“制度的教育”。 1914的日德战争，日本击败德国强占胶州湾，此后直至1922年青岛为第一次日占时期。8年中坐享其成的日本在青岛城市公共卫生领域，主要是继承和沿用德制。“日人所谓卫生者，也就是乱七八糟的讲究一套，其实德国人所设施的，他们还没有能全领略得来”，况且“军政和一”乃是这个时期青岛城市管理的显著特点，行政管理的职能与效率完全仰赖军事压力和严酷刑法，卫生防疫上的制度惩罚比起德租时期，有过之而无不及。 二、北京政府与第一次南京政府时期（1923-1937） 1922年12月10日，中国正式收回青岛。北京政府时期的青岛，城市卫生防疫观念正悄然转变，当局意识到过去单纯的检查和惩罚措施，已无助于民众觉悟的唤醒和提升，没法根本扭转“临时抱佛脚”的被动防疫状况，所以当局实施了防疫的社会宣传。1926年中国南方霍乱疫情向青岛袭来，市区共304人染疫，次年，胶澳商埠局发布了《告市民书》，布告中不光宣传了日常生活中保洁防疫的“五端”，还出现了这样的内容 ……但这都不过是一种防备外来传染的法子，若说到根本的防范，全在个人自己的思患预防，以及大众的协力维持……总之防疫是公共的事，不是个人的事，务要大众特别注意，这就容易防备，若是官厅尽力防疫，大众还在那里制造瘟疫，这就防不胜防了，所以盼望大众都要知道虎疫的利害，都要知道个人讲求卫生的利益，同心协力的防范起来，以补助官厅的不足，本埠定可不受传染，大众都可共享安宁，这就是本总办的无量希望。 官方已然认识到推行防疫不能再依靠厉行查罚，发动群众才是积极的根本的防范之道。布告力劝民众卫生扫除防患未然，希望大家与政府协力“以补助官厅的不足”，官府这种语气和手段的宣传，在德租日据期间基本是不可想象的。配合着全市港口、车站、街市及其他公共场所的防疫检查，当局将这则布告印制成宣传单在全市发放。1927年的疫情较上年“大为轻减”。 1929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接管青岛，改为特别市直隶南京国民政府，1931年出任青岛市长的沈鸿烈大力兴办社会教育，公共卫生的教育也蓬勃展开。 （一）劳工讲演和人力车夫运动周 “民众卫生教育，根本先要从很通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