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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水江流域木材贸易中族际经济结构分析 　　摘 要：交换使人们的物质生产获得了商品的形式，人们在交换的过程中使人类本质的认识范围扩展到了经济关系。从贵州清水江流域自明清以来木材贸易的族际经济结构中，木材贸易总是与礼仪、习俗等不同的制度性存在紧紧地粘连在一起，并共同形成为特定社会的一种结构。一个交换系统是由法律、法令、传统习惯和各种促进付给的手段、工具所组成，也即是这些因素——文化构成了人们的交换环境。从短期看，这些交换环境影响和决定着交换主体的行为，交换主体仅表现为交换环境的接受者；但从长远看，交换主体与交换环境之间又表现为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过程。二者之间表现为一种共生关系，交换环境并不仅仅是影响交换行为的外生性变量。 　　关键词：清水江流域；木材贸易；族际关系；经济结构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621X（2012）04-0034-07 　　元朝统一中国后，从腹地沿氵舞阳河、清水江、都柳江东出南下的水道彻底畅通，用村原木的水上运输条件开始具备。但因侗族村寨周围的原始林区在侗族传统社会中产权归属尚未定型，因而当时启用原始林资源只能按临近家族共有形式而展开，这就奠定了用村宜林地家族或家族-村寨共有制形成的历史背景。14世纪以后，经过了明初经济的繁荣阶段，汉族核心地带的农田日益扩散，山区梯田进一步开辟，森林资源开始枯竭。也正在这时侗族地区的原始林木在供足侗族自用之外，原木外销的国内条件开始具备。关于侗族地区原木零星外销的情况，在当时的汉文献没有留下足够的文字记载，但因此而诱发的皇木征收则有见于《明史》和《明实录》。到明代后期，政府派员征采“皇木”与汉族客商贩卖原木已经并存[1]7-11。随着外销量的剧增，沿江码头利于扎筏外运地区附近的原始森林开始萎缩，人工营林逐步地被提到议事日程。但由此开启的木材贸易逐渐成为该区域的重要经济活动，并逐渐结成了共生关系的族际经济结构。 　　在木材营运的各个环节也在力图确保人工营林的封闭性。于是在营销过程中形成了多民族互补的经济结构，由此出现了特定的制度安排。主管外销的汉族客商，即历史上所称的“水客”与主管山林林木经营的侗族和苗族“山客”不能直接接触，汉族木商不能直接进入林区购买原木，而必须通过清水江流域各码头的侗族“木行”掮客进行成交。“掮客”既不能到下河贩卖木材，也不能到林区购买木材，只能在“山客”与“水客”之间进行洽谈撮合，但却具有“一口喊断千金价”的威信。由此以来，形成了“山客”—“掮客”—“水客”链式的产销结构，这种产销结构或者说这种制度安排，不仅保证了人工营林者的商业利益，而且也充分地保障了林区的封闭经营形式。说到底，这种制度安排之所以行之有效，其根本基础仍在于侗族林地的家族或家族-村寨共有制。 　　侗族人工林区是一个自明末清初以来由多民族协作经营的经济实体。各民族相互协作的人文环境主要表现为：清水江与都柳江上游为苗族生息的原始森林带，这一原始林带主要是为市场提供大规格用材林，但木材的漂运都得经其下游的侗族群众转手；林间的野生动植物产品则由汉族商贩由陆路转销。苗族拥有的高山原始林，从森林带的结构看，是侗族中低山区人工林带的天然庇护，是不可缺少的水源涵养林，也是水土保持的屏障，直接维护了侗族地区的人工林的正常生产，同时还是侗族人工林的优质树种的来源。苗族择伐的过熟林木往往通过侗族转手外运，侗族地区在技术与资金上对苗族提供了有力的帮助。侗族的人工林，是以低山区和丘陵区速生杉树为经营的主要对象。这种人工林经营，在技术上兼容了苗族斯威顿耕作（Swdden Bodley 1985）[2]的文化因素和侗族精耕细作的文化因素[3]。靠这一套经营技术，在条件好的地区可以实行8年成材，届时其杉木胸径可达20厘米，每公顷林地平均积材8-10立方米[4]。这样的成材速度，就是当今世界以营林为业的国家也难以达到。黔东南侗族林区林木的扎排外运也是一个多民族联合协作的过程。清水江林区航道靠侗族、苗族和汉族联合疏竣和管理，而进入汉区的销售渠道，主要由汉族输运。顺清水江东出，以常德为集散地，可达武汉、南京、上海。外来的汉族则是侗族林产品外销的二传手，又是汉区日用品输入侗族地区的运输队，侗族再把这些日用品散销苗族、土家族等地区。这种在商业渠道上的相辅相成，对侗族地区人工营林业的发展和规模经营同样具有不可低估的价值。 　　侗族原木外销又有力地支持了汉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并且孕育出了一批批汉族的林业经营资本家。值得指出的是，由于木材贸易的利润丰厚，使得不少汉族富豪也开始涉足林业经营，他们通过租赁或购买青山等方式经营人工营林业，这种租赁与购买也是以家族-村寨为基础展开的，出租宜林地一方是侗族或苗族的寨老或家族族长为代表的家族-村寨，历史上称他们为“山主”，而租赁侗族或苗族林地经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