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岗村“三个一”精神.docVIP

小岗村“三个一”精神 　　1978年11月24日,小岗村搞起了“大包干”，从此在中国乃至世界舞台上闪亮登场。那么，小岗村是如何发展演变的，发展演变的原因和动力又是什么？通过对小岗村历史的回顾和分析可知，这一切都可以用“三个一”精神加以概括。 　　一、一步登天 　　小岗村隶属于安徽省凤阳县小溪河镇，“大包干”前隶属于梨园公社，当时只是一个仅有20户人家115人的生产队。合作化前小岗是个小小自然村，人口175人共34户，耕种约1100亩土地。正常年景小岗的粮食总产在18-19万斤，好的年成可达20多万斤，小岗人过着小康生活，对国家的贡献不言而喻。 　　1955年凤阳县大办“初级社”时，小岗人由于“思想落后”而坚持不入社。1956年，在“办社”大潮裹挟各行政命令的干预之下，被逼无奈，小岗村越过初级社直接进入了“高级社”，成立了小岗生产队。由于没有像别的村那样，先进入“初级社”再升格为“高级社”，从而在群众中获得了“一步跨进了天堂”的“美誉”。 　　“天堂”或许就是意味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所以，从跨进“天堂”的第二年直到大包干产生的23年时间里，小岗生产队再也没有向国家交售一粒粮食，而是年年吃国家救助粮。 　　1957年“反右派”反到了小岗生产队，在讨论“社会主义优越性”时，谁要敢说个“不”字便被立即戴上“反社会主义分子”的“大帽子”。从此，小岗便没人敢说话了，上面叫怎么干就怎么干。也就是从这年冬天开始，小岗队开始吃起了国家的救助。1958年“五风” （浮夸风、共产风、命令风、特殊风、瞎指挥风）越刮越猛，生产上的瞎指挥越来越厉害，小岗不计成本造就的“十里芋峰岭，五里菜花香，千亩水稻方”不仅劳而无功，而且成了“十里芋峰岭变成大草荒，五里油菜地未收半土缸，千亩水稻方没收多少粮”。加上遭遇三年“自然灾害”，到了1960年，小岗队只剩下10户人家共39人、一头半耕牛、100多亩耕地，饿死60人，死绝6户，76人背井离乡讨荒要饭寻找活路。 　　从1966到1976年计11个年头，县、区、社、大队先后共派出38人次“工宣队”到小岗做“工宣工作”，其中有一年，仅有20户人家的小岗队竟入驻工宣队员18人，几???家家进驻“工宣队”。 　　工宣传队不问生产，只抓“阶级斗争”、割“资本主义尾巴”。社员严金昌只因在家前屋后种了三分地生姜、二分地辣椒、二十棵柿子树，喂了2头肥猪，险些被戴上“暴发分子”的帽子。用小岗人的话说，“工宣队”还“挑起群众斗群众”，搞得队干部像走马灯一样更换。在全队17个男劳力中，有15人先后当过生产队长或副队长，小岗队20户人家户户都有人当过生产队干部，“算盘响换队长”成了小岗人的口头禅。 　　二、一鸣惊人 　　回忆往事，小岗人至今感叹：“人心斗散了，土地斗荒了，粮食斗少了，社员斗穷了，集体斗空了。”小岗成了有名的“吃粮靠返销，用钱靠救济、生产靠贷款”的“三靠队”。 　　从高级社到大包干之前，国家给小岗队贷款156332.28元、无偿投资2425元。从1966年到1978年的13年里，小岗人共吃国家供应粮22.8万斤（占这13年粮食总产的65％和集体分配口粮的79％），国家拔给生救款1.5万多元（占工分总值的54％）、种粮6.5斤多。 　　无奈之下，1977年底小岗人搞起“分田到组”。一开始，将全队分成两个组，每个组又分成两个小组，继而又四分为八。由于人心散了，即便20户人家分成八个级，也还是“干不到一块去”，组员之间仍然矛盾重重，生产效率依旧十分低下。1978年11月24日夜，小岗队18户户主（另有两户外出）秘密召开会议，横下一条心，签下生死契约搞起了名扬中外的“大包干”。 　　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大包干”可以说是“一鸣惊人”！ 　　县领导知情后予以默认，市领导了解后同意其试行一年，省委书记得知后表示可以试行三年。 　　仅过一年，1979年大包干即初见成效：全队产粮13.2万斤，相当于1966～1970年5年的总和。小岗人自1956年算起，第一次向国家交售粮食2.5万斤，第一次归还国家贷款800元，留有储备粮1000多斤、公积金150多元，农民人均收入由22元猛增到400多元。小岗村人终于靠自己解决了温饱问题。 　　大包干大大提高了农业生产力，然而，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深入，农民从生产发展中得到的回报越来越少，以至于最后利润为零。一时间，“增产不增收”、“种田不赚钱”成了农民的口头禅。究其原因，正是由于大包干所间接带来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使得大包干机制自身陷入了困境。说到底，是市场用那只“看不见的手”拿走了农业生产领域产出的全部剩余。 　　三、一以贯之 　　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农业市场化进程的加快，农户分散生产经营的方式逐渐暴露出许多问题。由于一家一户分散经营，农民无法进行农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