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倒翁”乱世去留.docVIP

“不倒翁”乱世去留 　　民国著名银行家周作民被视为金融界的“不倒翁”，执掌金城银行的30多年，在“城头变幻大王旗”的乱世中，历经北洋军阀、国民政府和敌伪不同政权，周旋于政、商两界，四方结交，八面玲珑，使金城银行跻身于最著名的民营银行之列。 　　 　　社交奇才 　　民国时期民营银行众多，最著名的，是“南三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浙江兴业银行、浙江实业银行）和“北四行”（金城银行、盐业银行、中南银行、大陆银行）。 　　其中，陈光甫执掌的上海银行和周作民领导的金城银行，尤其耀人眼目。 　　与陈光甫一样，周作民也是鉴于官办银行难以施展拳脚而创办私营银行，但与上海银行不同，金城银行带有强烈的军阀和官僚色彩。上海银行从“人嫌细微，我宁繁琐”的小众储蓄做起，金城银行则多来自于军阀、官僚储蓄大户。与陈光甫一样，周作民与政治常常保持距离，但在经营银行时却热衷于与各类军政人物打交道。 　　北洋政府时期，周作民与熊希龄、冯玉祥、徐树铮、梁士诒等一见如故；北洋政府倒台后，他与南京政府的黄郛、张群、戴笠等关系融洽；日伪时期，他是陈公博、周佛海、土肥原贤二、川本小笠原的座上宾；解放后，他与周恩来、潘汉年相谈甚欢。 　　周作民的这种秉性和能耐，在其投身银行时已充分展露。1915年，31岁的周作民离开当时的财政部，带着广泛的人脉资源和官场的成功法则，出任交通银行稽核课主任，开始了此后40年的银行家生涯。他在交行的最大成就，当属“搞定”安徽督军倪嗣冲，设立芜湖分行及蚌埠分行，而这也为他日后成立金城银行打下了基础。 　　对此，金城银行的籍孝存和杨固之多年后讲述了一些颇具戏剧性的细节：当时，交通银行总理（1928年改为总经理）梁士诒想在安徽芜湖设分行，发展皖南茶叶贷款与押汇业务，但受阻于倪嗣冲没能实现。周作民到来后，这一任务落在了他的身上。为此，梁士诒为周作民开了封介绍信给倪嗣冲，同时开出2万元支票，作为周作民的交际费用。 　　周作民做了一些功课后决定：先从倪嗣冲周围的人入手。他请安福系骨干徐树铮函介倪嗣冲及其亲信王郅隆、女婿王普。在“二王”引介下，周作民在蚌埠见到了倪嗣冲。“周见倪时，申述交通银行有计划贷款发展皖南茶叶，将来可使皖省税收增加，这一谈话，倪闻听甚为动容，当晚设宴招待。”饭后周作民陪倪搓麻将，当晚便“输”了5000多元。周作民的豪爽举止，以及对金融、财政和实业的见解，深得倪嗣冲之心。周作民在蚌埠活动了二十多天，多次与倪交谈，始终没提设分行之事，直到离开时才提出。倪嗣冲当场答应，并复函梁士诒，希望由周本人经办。 　　很快，交通银行芜湖分行设立，接着在蚌埠也成立了分支机构。 　　梁士诒为首的粤系与周学熙为首的皖系之间矛盾重重，周作民因为1915年周学熙新任财政总长而在财政部的司长位置不保，但他却能在皖系的老家打开局面，能力可见一斑。 　　但交通银行深受多变的官场影响，并非久待之地，周作民决意发起成立新的银行。以军阀、官僚和交通银行部分骨干为主要发起人的金城银行由此诞生。 　　1917年5月，金城银行在天津成立，周作民出任总经理，注册资本200万元，实收50万元，其中倪嗣冲、王郅隆和徐树铮的投资超过六成。1918年北京设立总经理处后，周作民坐镇北京，将金城银行的业务不断推向前进。 　　成立10年，金城银行纯益累计突破一千万元。期间，与盐业、中南、大陆银行联合，创办营业事务所；设立四行准备库，联合发行钞票；创设四行储蓄会，并在上海建成最高建筑——国际大厦。“北四行”声名鹊起，金城银行脱颖而出。 　　金城银行成立之初，安福系王郅隆任总董。安福系失败后王遭通缉，交通系领袖梁士诒代总董。1927年，北洋政府垮台，周作民顺利搭上南方政权的列车，迎来了10年黄金发展期。 　　然而，就在金城银行，乃至整个中国都在规划着更大发展时，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面对政治环境和银行生存的双重压力，“不倒翁”周作民开始了一段灰色的人生。 　　 　　沦陷区的使命 　　抗战爆发，中国银行业遭受重创。周作民没有像大多数银行家那样积极抗战，或转移到后方，而是选择留在了上海。还在抗战爆发前，眼见日本步步紧逼，周作民已任用留日背景的杨济成、王毅灵出任京津分行经理，自己坐镇上海，应对即将到来的危局。战前，周作民还出任中日贸易协会副会长等职，与日本人交往密切。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有多位银行家留在上海：叶揆初闭门读书；徐寄庼称病不起；秦润卿蓄须明志，不与日人合作；交通银行总经理唐寿民则俯首附敌，出任伪职。周作民虽不曾担任伪职，但暗中与日伪往来频繁。在他的日记里，与汪伪政权及日本各界人士见面的记录比比皆是。 　　对此，周作民的亲信、金城银行高层徐国懋说，周作民在敌伪时期，“不论和汉奸来往也罢，和日本人士来往也罢，决不是个人交际，主要是担负着蒋介石交付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