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前半生(批校本)》编辑手记.docVIP

《我前半生(批校本)》编辑手记 　　2006年12月，群众出版社出版《我的前半生（全本）》时，我曾写了一篇编辑手记，当时的考虑是给社里留下“编辑手记”体裁的文章，以补充一本书的出版史内容。记得，在这篇手记的开头，我曾写道：“……趁着尚未年深日久、记忆比较清晰的时候。” 　　最初的信息 　　“全本”出版四年后，群众出版社又出版了“灰皮本”，当时的说法叫“三珠合璧”。我觉得，除了1964年3月版《我的前半生》之外，我们往这部图书的成书过程的纵深走，开拓已尽，也算对得起爱新觉罗·溥仪先生了。 　　就在“灰皮本”印出，尚未开新闻发布会的时候，电脑鼠标帮忙，我在网上发现了一位名叫方继孝的先生的文章。这篇文章告诉我，他的收藏甚丰，家有多个版本的《我的前半生》，其中包含溥仪在本子上的亲笔墨迹。对这件事情，我问询了1964年3月版《我的前半生》的责任编辑王兰升先生，他说不知此事。我马上明白了。由于李文达先生在十八年前作古，溥著溥批的秘密由我首先掌握了。在后来召开的《我的前半生（灰皮本）》新闻发布会上，我问询了到会的贾英华先生，他说：“他（指方继孝）那里的东西都是真的。”我预感，“战机”或许就在眼前。 　　造访方继孝 　　大事不能过年。2010年12月18日《我的前半生（灰皮本）》新闻发布会后，我将发现方继孝其人其收藏的情况向一位副总编辑汇报。他说，让我和白玉生、郝大勇设法联系此人，最好带着照相机去，把情况摸清楚。由于辗转联系以及方先生在全国总工会班上工作繁忙，加之春节临近，我们是在开春之后去的他家。在他家里，我仔细翻阅有关收藏，了解了他的收藏的基本情况：方继孝有溥仪在抚顺战犯管理所蜡版刻印的“油印本”三册；有历史学家吕振羽家藏根据“油印本”印成的十六开大字本上中下三册（即全国政协当时印出的本子）；有三十二开“灰皮本”修改稿的残样；没有1962年6月李文达“另起炉灶”一稿本样本，却有标明“溥修正本”的这个样本形式之前的清样，溥仪的亲笔墨迹均在上面，但缺一稿本清样的中编（即回忆录的伪满时期）；有1963年9月以后溥仪在“定本”清样上的全部墨迹；没有李文达“另起炉灶”二稿本。我高兴的是，亲眼见到了过去我从来不知道的“溥修正本”和“定本”清样上的溥仪亲笔墨迹。它们是唯一的，由于唯一的存在，将改变《我的前半生》出版的传统方式！我当时想，这部书的根在群众出版社，社方又是这部书的创作主体之一，以这样的“霸气”，能把东西拿回来吗？没想到方先生非常爽快，马上就同意了我们三人的要求，并在不久后签署了必要的合同。 　　运行思路 　　群众出版社的图书档案中有李文达“另起炉灶”一稿本样本。这个本子一方面与《我的前半生（全本）》的文字和内容近似（“全本”和“定本”的后部分则文字和内容相距甚远），另一方面，一稿本样本和“溥修正本”的文字和内容又有不少差异。我们采取的办法是，用“全本”的电脑排版和一稿本样本对校，把“全本”修订成电脑排版的一稿本样本，再恢复一稿本清样上与批校相关位置的文字，这样，省去了许多麻烦。为了区别于“三珠合璧”的《我的前半生》，突出这个本子的特点，把它定名为“批校本”。平心而论，《我的前半生》“三珠合璧”之后，也曾想过还有一个“另起炉灶”一稿本没有出版，但一时找不到出版理由，“溥修正本”的发现，一下把思路点亮了——就像《红楼梦》有十几种版本一样，《我的前半生》也有四大版本被发掘面世。因为，晚出版的三个版本，都属于1964年3月版的成书过程，也就使得《我的前半生》的持久传播，产生了更厚实的基础，可能造就新的时空开拓，并孕育出新的研究成果。而就出版社的现实而言，注定持续地解决单本《我的前半生》销售疲软的问题。 　　西方文论家很重视图书的副文本，即图书的标题、题记、自注、序跋、附记、出版说明等，常会在不同程度上发明或改变作者建立的文体契约，最终影响读者的阅读和理解。是的，我们通过主观性很强的副文本，也做了对文本的一定程度的发明或改变，例如四大版本的后封宣传语，四个内容各异的出版说明，它们的含义指向，都实事求是地说明了群众出版社是《我的前半生》的创作主体之一，尤其是以“批校本”自著自批的方式，做出了关键性佐证。它的雄厚背景是公安部的介入与实际的主导性作用。这些，都是溥仪生前没有想过或虽然想过却表述不够明确的地方。有人说，这样起草副文本，是不是降低了《我的前半生》“我”的价值，我们认为，人要在别人（主要指政党这个群体）的帮助下，不断改造自己而与时俱进的哲学，不但没有磨损《我的前半生》的认识价值，反而使其恒久地发挥作用。 　　图书的表现形式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责任编辑和美术编辑共同确定了《我的前半生（批校本）》的“样子”：朱墨套印。必录溥仪手迹。对溥仪手迹做印刷文字对照。总之，尽量模仿“溥修正本”当时的状貌。《我的前半生（批校本）》出版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