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议程设置”论的修正——关于传播学未来走向的个案研究.docVIP

对“议程设置”论的修正——关于传播学未来走向的个案研究 对“议程设置”论的修正——关于传播学未来走向的个案研究 刘建明 “议程设置”是西方传播学的重要命题，从李普曼的“头脑图像”(192 2年)到诺顿·朗的“议题提议者”(1958年)，经过30多年的演变而形成。所谓议程设置是指 “媒介一项包罗广泛、作用突出的功能，即决定人们谈什么，想什么，为 公众安排议事日程。”(1)国内外多数传播学者认为，大众媒体对人们关注的对象和议论的 话题具有决定性的引导作用，控制思想的效力是不可怀疑的。 本文认为，这种结论过于武断。传媒对人们日常议论的话题固然有很大影响，但决不是事事日日决定公众谈什么、想什 么，恰恰相反，在一定条件下，人们对传媒安排的议题不仅不感兴趣，而且产生逆反心理， 完全置之不理。“议程设置”的主导理论需要修正。 一、“图像”和“议程”的不同含义 M·麦考姆斯和T·贝尔认为，新闻媒介影响公众对当天重要议题的感觉，根植于1922年W· 李普曼写的《舆论学》，因为“我们都依赖新闻媒介构造我们头脑中的图像”，“议题只是 我们头脑中图像的一部分。”(2) 这种议题和图像混合的理论，实际是将议题融入图像，把事件和议论变成了同一种东西。这 不仅违背事实逻辑，也有悖于报道操作过程中的两种方式。这两位学者申明，他们的研究想 知道并确认“公众对现实的感觉是否依赖于新闻媒介在每日展现事件时所报道和强调的话题 ”。(3)以此推论，新闻事件和议题是同时出现在报道中，或许像中国传统新闻学推崇的“ 用事实说话”一样，议题只是图像的一种附着的意念。但这决不是公众议程，而是报道者的议题或观点。 无论从哪个角度推断，M·麦考姆斯和T·贝尔把新闻事件视作媒体议程的同化，是无可怀疑 的。与之相反的最大可能，是传播术语的玄妙导致理解者的错断，把图像误认为议程。但从 译文的字面上理解，两位学者的确没有把二者作为两个不同的事物加以区别。持有类似观点 的传播学者M·德费勒曾作过这样的概括：“议程理论认为，新闻媒介提供给公众的不是世 界的本来面目，而是新闻媒介的议程——是对世界上发生事件有选择的报告。”(4)把事件 的选择和议程划上等号，等于说事件在记者或受众头脑里的图像都是一种议程，他的概括无 疑认为，议程理论普遍具有这种学理。显然，M·麦考姆斯和T·贝尔的观点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以中国新闻理论看，议程设置不过是“引导舆论”的媒体功能，产生于反映受众要求 的新闻报道而不是报道本身。狭义新闻的内涵仅仅指纯事件的报告，事件在受众头脑中形成 图像，是 事实影像的转化。在我著的《现代新闻理论》一书中，把新闻视作“事实影像的符 合体”(5)，强调了新闻现实化的感触性，但不包括记者输入的议题。如果不是一种比喻的 话，议题恰恰是图像的意识化，游离于图像之外。同样，议程设置来自新闻的图像，而不是 新闻图像中的一部分。议程设置论的图像说把议程和图像合二而一，等于把引导物(新闻)和 引导对象(舆论)混淆了，将新闻和舆论视作同一种现象。新闻和议程有直接联系，新闻作为 报道者的议题是成立的 ，即使陈述纯事件也可能有记者的意见隐匿在报道中，但无论如何这类新闻不可能都是公众 的议题。所以，大众传播学的研究者需要洞察下面这个清楚而又容易模糊的问题：新闻包含 记者议程和新闻引起受众议程是绝然不同的两回事，一方面它们表现为记者行为和受众行为 的差别，另一方面又表现为新闻引起舆论的两个不同传播过程。 本文作者调查过20名关于学生演练参加50周年国庆游行的电视的受众，在他们之间或周围的公众没有形成议题，只在头脑里留下了学生的衣着和排队行进的图像。这个简单的案例把新闻传播 的某种必然性展示出来，即新闻作用于公众，首先把外部世界的影像输入受众头脑，不管新 闻选择和报道的比例有多么悬殊，给受众提供的都是影像化的世界。图像的详尽、真假、轻 重有许多规模，在公众头脑中所产生的影像也相应具有不同的尺度和清晰度。这种图像在一 定条件下，使公众产生舆论，公众议程才能出现。不具备一定条件，新闻图像和公众议程的 相互联系就斩断了。世界影像形成受众的图像，由图像产生个体思维传播(6)，再向人际传 播扩展，最后把新闻转化为公众议程。这是一种不可逆反的传播过程。 这种转化不仅依赖 于新闻对受众的刺激，而且要由受众群从图像中抽取见解并发生交互作用。因此，公众议程 是受众相互交换意见的一种状态，需要一定的时间量才能形成。 我们并不认为西方所有传播学者都把公众议程视为图像的一部分，但M·麦考姆斯和T·贝尔 的论断是有影响的，在国内也产生了一些理论上的迷思，对其加以切磋是传播学研究应当关注的问题。 二、趋于绝对化的“议程设置” 西方传播学对议程设置功能大都肯定到绝对化的程度，李彬先生曾作出确切的概括。他在《 传播学引论》一书中写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