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家大院》与中国商人.docVIP

《乔家大院》与中国商人 　　近期热播的电视剧《乔家大院》讲的是晋商的故事，中国古代有很多出商人的地方，商业的地域性分布是一个有趣的现象。 　　 　　重农抑商的政策 　　 　　今天，无论我们身在何处，环顾四周都会看到琳琅满目的商品，我们的衣食住行、日用百货，都离不开购买商品。按照经济学的观点，社会分工和贸易能够神奇地提高劳动生产率，因此，商品交易可以使每个人的生活变得更好。在今天看来，没有商业贸易的社会已是不可思议的。但是在古代中国，封建经济以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为基础，重农抑商是历朝历代不约而同的政策，逐利四方的商人被看作社会的蛀虫和不安定因素。 　　中国古代抑商的措施归纳起来有三类。一是专卖制度，政府对盐、酒、铁、茶等物资进行垄断经营，不允许民间经营。盐、铁等物资为生产生活所必需，消费量大，成本低，利润丰厚。春秋战国时期??多大商人都是经营盐、铁业的。将盐铁收归官营，对于打击富商大贾，增加政府财政收入，可收立竿见影的成效。因此，自汉武帝实行盐铁专营后，历代皆效仿此法，且专营的范围不断扩大，到明清两代，盐、铁、酒、茶、铜、铅、锡、硝、硫磺，甚至瓷、烟草、大黄等等，均列入官营范围。二是对商人课以重税。商鞅变法规定：“不农之征必多，市利之租必重”；汉代征收人头税，规定“贾人倍算”（商人的人头税按双倍征收）。自汉以后，历代莫不重征商税，“寓禁于征”。三是政治上的歧视。在“士农工商”的社会阶层划分中，商人处于四民之末。有的时候经商甚至等同于犯罪，秦汉时强迫有罪之人戍边，其中就有“贾人”一类。很多朝代都不允许商人做官。汉朝法律规定：“贾人赘婿及吏坐赃者，皆禁锢不得为吏”；唐《选举令》规定商人不能参加科举考试；明清时代也有商人子孙数世之内不许参加科举的规定。日常生活方面也对商人有诸多歧视和限制。比如，汉高祖时商人不能穿丝织品，不能乘车。晋代法律规定商人必须一只脚穿白鞋，一只脚穿黑鞋。明太祖亦曾下诏：“农民之家许穿细纱绢布，商贾之家止穿绢布。如农民之家但有一人为商贾，亦不许穿细纱。” 　　中国古代为什么要扼制商业呢？原因主要有三方面：一是商人逐利四方，破坏户籍制度，增加人口的流动性，给社会带来不安定因素。中国古代经济以农业为基础，农民以耕种土地为生，世世代代在土地上繁衍生息，形成家族。中国封建社会就是一个宗法制的社会，这样的社会是稳定的。而商人的生活是在价低的地方购进货物，再去价高的地方卖出，为了追逐利益四处奔走，远离家乡宗族，因此商人历来被看作是社会的不安定因素。二、商人通过贸易获得厚利，打破了原有的社会等级。北方的马匹、东方的鱼盐、西方的皮革，各地的出产依靠商人的贸易活动得以在全国流通。商人根据时机买卖货物，贱买贵卖，囤积居奇，往往能获得丰厚的利润。富商大贾富可敌国，交结王侯，势力比朝廷官员还大；虽然不耕不织，也没有一官半职，但享受的荣华富贵却超过王公贵族。商人依靠自己雄厚的财力僭越了贵贱尊卑的等级秩序，这也是历代统治者打击商人的一个重要原因。三、与儒家传统道德相抵牾。孔子云：“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这种“均贫”的理念，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所必需的和必然的结果。在这种社会秩序下人们的最高愿望是温饱而不是富有。“义利之辩”是儒家思想最著名的题目之一，“义”就是道义，“利”就是物质利益，儒家思想是重道义而耻于言利的。《论语》说：“子罕言利”，孟子说：“以义治国，何必言利”，将追求利益看作是可耻的事情。而商人则正相反，追逐物质利益是商业活动的唯一目标。所以，自从儒家思想成为中国社会的统治思想后，商人的逐利活动就再也没有堂堂正正的地位了。这种对商业的鄙视渗入民族文化心理的深层，甚至比政治、经济、法律上对商业的遏制影响更大。 　　 　　中国古代各地商帮 　　 　　自先秦时代起，中国的商业的地域分布已开端倪。唐代的胡商，元代的吴中商人，明清时期的徽商、晋商，直到近代的江浙商人，各地商帮随朝代的更迭而消长，各领风骚数百年。中国古代各地的商帮是如何形成的？最重要的因素是地理位置和物产。比如春秋战国时齐国商业的发展就有赖于海盐的出产。战国时越国的大臣范蠡辅助勾践灭吴后，弃官从商，他之所以选择陶地作为自己的行商之地，就是因为“陶天下之中”的地理位置，与各诸侯国之间四通八达，方便货物交易。另一个重要因素是政府政策。比如，近代上海商业的繁荣得益于它是第一批对外开放的通商口岸；改革开放后，沿海城市尤其是特区城市的繁荣，也主要是政策上的原因。 　　明清时期，随着全国市场的形成，各地商人的地域特色更加明显，各地商人经营的行业、活动范围和经营方式各有不同，以至有“十大商帮”的说法。其中最典型的是徽商和晋商。 　　徽商：指以新安江流域为中心的安徽徽州府的商人。主要包括徽州地区的歙县、祁门、休宁、绩溪、黟县五县以及与之相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