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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音乐文化生存价值当代诉求 　　种物化的音乐存在形式，就主体而言，当其成为特定环境中特殊的状态并转化为精神领域时，如果对它进行理论上的论证并与其存在的文化土壤相连接，就要完成一种思考的解说和思维的探求，而这一明晰的过程常常是十分艰难的，需要阐释者既要有形而下对具体实践的把握、又要有形而上对文化物象的深思。形而上的理论如何在形而下的歌舞实践中得到展现，这是音乐理论体系完备的重要环节，也是其得以存在的重要条件。申波教授的《文化记忆与歌乐舞韵——文化生态学视野下的云南古戏台》一书，就是在田野考察实践与文本叙事逻辑中，实现了形而下至形而上深层学术的解析。 　　读罢全书，笔者深为作者的学术精神和课题成果所感动。申波通过对云南古戏台这样一个中国乡村文化传承场的调查，以深入和广阔的思维方法，呈现了云南草根文化的现状和民族歌乐舞韵的历史，表达了他审视民族艺术时的独特视角。本书不是单纯记录了田野工作——当然这是十分必要和重要的前提，更对这些歌舞的传统价值进行了全面考察，并将这一现象置于历史文化的视野下进行讨论，对当下云南民族文化生态的发展和现代民俗价值的整体意义予以回答。读罢，笔者认为有三方面构成了这部书稿的特色。 　　一、将古戏台置于文化历史视野下的综合考察 　　云南处于国家版图上较为边远的南疆，遥远而神秘，有独特的风土民情和文化系统。人们大都知道云南各民族能歌善舞，但没有多少人知晓她也有“古戏台”这样的高台教化之所。由于云南特殊的历史背景和人文生态环境，至今仍保存着这种活态传承的形式。但是在强调“非遗”保护的今天，它的价值还没有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它的存在对许多现代人来说仍是被尘封了的史实。通过申波图文并茂的叙述，我们了解到古戏台的许多知识：建造、环境、剧目、功能、楹联、表演等内涵与外延。当申波在描述这些鲜活的材料时如数家珍，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个真实的存在，也似乎听到那些还活生生地保留在乡间舞台的故事。就是这样一些古戏台，至今少有文字记载、鲜为人知。基于此，申波带领课题组开始了行程万里、奔波于全省的三年实地考察。作为领头人，申波极有眼光，不单做了大量的田野工作，还进行了历史文化的考证，将出发的脚步徜徉在人文关怀中。 　　循着历史的足迹，申波首先把读者领进云南民族歌舞历史的画卷中。他指出，云南文化的形成是由多次历史机遇造成：第一次高峰在约公元前八百年的青铜文化时期，滇国的音乐、舞蹈和丰富的乐器表现出特有的地方气质，形成了中华民族灿烂文化中的一道风景；第二次高峰在８至１３世纪的大理国时期，不仅吸取了内地音乐传统，还汲取了东南亚各国的域外文化，在茶马古道上进行各方面交流；第三个高峰是元明时期，尊孔崇儒之风吹进云南，儒学扎根。内地对云南进行了大规模迁徙活动，大量汉族“屯边”使得移民文化与云南本土古风相互影响，共存共进。仅一个偏远的永胜县，古戏台多达５０余座，在大山深处至今还留有“上戏台、中戏台、下戏台”的地名。到明末清初，古戏台建筑已随着社会变革形成了云南本土化样式，成为云南人精神生活重要的依托，民俗、乡俗、艺俗的情感归宿。 　　申波对古戏台的考察是全面而细致的。他依托史料查阅与口碑采访为线索，对其进行了分析：（一）古戏台建造的动因。一为官府之地的政治中心需要，二为商贸经济的生活交流需要，三为敬神娱人的礼乐教化需要，四为节庆歌舞的沟通宣泄需要，五为文化历史的活态传承需要。（二）古戏台的文化功能。将其分为家院戏台、会馆戏台、宗祠戏台、门楼戏台、神庙戏台、广场戏台几类，各种类型由于特定的文化功能，又形成不同的建筑式样，如“品”字形、“一”字形、“走马转角楼”形等，不同的建筑风格又被赋予了特定的文化意义。（三）古戏台的剧目。从古戏台本身来说，最重要的意义还在于它的歌、舞、戏演出之用和“场”的空间作用以及“戏”的内在功用。因此，有大型的《目莲》、单本的《荆州下书》、《双断桥》等剧目及花灯歌舞的各式表演。（四）古戏台的生存状态。申波用自创的词汇将其分为“原生性”、“创生性”、“再生性”几类：“原生性”的多在相关史料中记载，目前基本改作它用或长久失修破落不堪，甚至灰飞烟灭真正是作“古”了；“创生性”的则在不断修缮中保存下来；而“再生性”的却是近年乡民根据精神需求和旅游需要再建的戏台。①申波这种明晰的分类，得益于对戏台现状的熟悉，更得益于学者对课题的严谨认真态度。 　　艺术是抽象的，但艺术思维的表达却需讲究逻辑。申波在书中强调：“可以说，一部云南古戏台的历史，就是一部云南文化的发展史。透过云霞雾霭，我们能抚摸历史的背影。”②的确，申波调查工作的可贵，在于考查了古戏台何时随着何种社会背景出现什么样态，还原了它的历史因素，知道如何构成云南本土歌舞与外来戏剧表演交融的原因。在作者调查研究的同时，不仅解疑了许多自己以前未曾明白的问题，也给了学界以清晰的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