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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政府初期新闻立法 　　摘 要：《暂行报律》的废止使得民国初期的中国实行了比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更为宽容的新闻体制，报人绝对新闻自由思潮的泛滥使得民国初期报业无序发展，新闻界宣扬口号“无日不与政府宣战”，煽动暴力，最终引发报灾。“癸丑报灾”是民国时期袁世凯对新闻界的一次扫荡，也是军阀专制统治在舆论界的一种反映，是报界缺乏自律和法律保护的不良后果，致使中国近代新闻法制建设草草收场。可见新闻自由需要制度来制约，违背与否要依照法律来裁定，新闻界的无序和膨胀最终会给本行业带来损害。 　　关键词：绝对新闻自由；癸丑报灾；新闻法制 　　中图分类号：G21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3）01-0139-02 　　1911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长达两千余年的封建帝制，民主的空气进一步弥散，言论自由的空间也日益扩大。南京临时政府在辛亥革命取得成功后立即着手通过立法的手段，在中国建立起和西方先进资本主义国家接轨的自由新闻体制。 　　一、《暂行报律》风波 　　1912年3月4日，以孙中山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内务部制定了简略版的《中华民国暂行报律》，正式宣布废除《大清报律》，与此同时和当时中国的新闻界约法三章。值得注意的是，《暂行报律》全文只有三条，第一条规定出版报刊必须履行登记手续，二三条规定了对新闻自由的限制和处罚，但仅限于“流言煽惑，关于共和体有破坏弊害者”和“调查失实，污损个人名誉者”，其限制内容之少，在当时世界各国新闻立法中都难得一见。但饱受清政府封建压迫的报界刚刚得到解放，民主自由的气氛空前高涨，《暂行报律》有关电文一发至上海的中国报界俱进会后，立即就遭到该俱进会的反对，并得到当时新闻界的一致呼应。由于中国缺乏自由民主传统，作为舶来品的新闻自由观念被当时的很多报人所误解，认为只要是法律，就是对自由的压迫。时任总统府枢密顾问、曾担任过《民报》主编的章太炎就撰文批评，认为“观美法诸国，对于杂志新闻，只以条件从事，无所谓报律者”，进而支持当时赞成民主共和的袁世凯。和章太炎一同参与支持的还包括黄兴、陈英士、宋教仁、汪精卫等?? 　　南京临时政府迫于国内巨大的舆论压力，于3月4日当晚便宣布取消《暂行报律》，这就事实上形成一种局面，即南京临时政府在新闻法制方面推行了无限制言论自由原则，这比当时世界上任何资本主义国家都更加广泛和宽容，革命报刊也因此缺乏了职业的自律和法律的保护。 　　需要指出的是，政府对报界的妥协显现出中国的新闻自由不是法治而是人治的。国际上对新闻自由的理解是法律范围内的自由，新闻自由归根结底要受到社会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制约，是否违背新闻自由原则是要依照法律来裁定的，并不是说别人说你没有自由，你就认为自己没有自由。而且一部法律从颁布到取消就用了一天时间，完全取决于孙中山一个人的个人意念，这是中国两千年来人治的陋习，另外，孙中山在临时政府成立前极力要求确立总统制，在总统之位无望后又要求议院在三十多天内改变法律，将总统制改为责任内阁制，但并未划清权限，这就是人治的表现，也是导致北洋后期政治混战、府院之争的原因，在此就不做赘述。这也就是说，法律在当时还未成为制约和维系社会制度的工具，法治的观念并未深入人心。 　　此次风波后，中国的报界表面上取得了争取“新闻自由”的“胜利”，报业在民国初期也因此出现了大繁荣的局面，但不得不说的是，报业的无序发展、人治理念的根深蒂固和报人绝对新闻自由观念的泛滥，为之后的报灾埋下了祸根。 　　二、北洋政府初期的新闻立法 　　近代中国政治变革风云变幻，以报刊为核心的大众传媒往往充当政党乃至军政利益集团评判政治变革的工具或手段，精于世故的袁世凯本人在传媒界也着力颇多。 　　（一）癸丑报灾 　　1912年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并且在13日提议由唐绍仪出任国务总理。但作为袁世凯心腹的唐绍仪，在参议院通过其为内阁阁员的第二天就被同盟会拉拢去，这一事件也使得袁世凯开始对孙中山的行迹放心不下。4月，《神州日报》、《民生日报》在报道中称孙中山到武昌演说后便出现罢工，“孙君在汉口演说，听者相顾错愕，无拍掌赞成者。”作为反击，同盟会开始利用报刊对袁世凯进行议程设置。孙中山的秘书戴季陶在同年4月份以“天仇”的笔名，在《民权报》上刊发了《胆大妄为之袁世凯》一文，文中称“袁世凯乃任其坐拥重兵，肆杀民党，作宗社党之伥灵。”此文发出后不久，戴季陶又发表系列评论《袁世凯之罪状》并在文中罗列出袁世凯的六项罪状，称“任袁世凯之所为，中华民国之根基，将不固矣。”4月26日，戴季陶在《民权报》上发表《讨袁世凯》，文章称袁世凯为“民贼”“可杀者”，4月28日，又发表《告北方报界》一文，称“北方舆论界袒袁氏，其奈国民之前途何？”对北方支持袁世凯的报刊予以警告。戴季陶不仅发文公开攻击袁世凯，同时连带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