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宏志台湾社会“张望者”.docVIP

詹宏志台湾社会“张望者” 　　罗大佑、侯孝贤、杨德昌、张大春、朱天文、朱天心……如果给这些在台湾文化界叱诧风云的人物画一张关系图，詹宏志是可以联系每个人的关键一环。 　　已过知天命之年的詹宏志，几乎涉足过与文化有关的所有行业：报纸编辑、出版公司经理、唱片公司老总、电影监制、互联网公司总裁……罗大佑称他“以转行为业”，甚至建议他为自己不下200种的名片办个“名片大展”。 　　前不久，詹宏志的四部作品结集首次在大陆出版，包括两本回忆散文集《绿光往事》、《人生一瞬》，以及两本侦探小说研究文集。 　　“人生来是个张望者，呆坐着，看着世界在他眼前流动……”在《绿光往事》自序的开篇，詹宏志写道。 　　架黑框眼镜，留及肩长发，颇具“文艺范儿”的詹宏志，提起亲历的那些台湾文化史上的“大事件”，有一肚子故事。故事说得精彩，主角却似乎永远不是他。“我只是每次都因缘际会，恰巧在现场而已。”日前，“张望者”詹宏志在上海接受《瞭望东方周刊》专访时说。 　　 　　撞见罗大佑和侯孝贤 　　1980年代是台湾经济起飞的时代，在各领域都展现出高度的创造力。身处这样的风起云涌中，詹宏志也在困惑中不断找寻着自己的道路。 　　1983~1984年间，詹宏志刚刚从新闻出版业转行，出任滚石唱片的企划部经理。“正好撞见了台湾流行音乐的巨大变化。” 　　詹宏志所指的“巨大变化”是罗大佑的横空出世。这个不高不帅、声音沙哑的男人，唱着“台北不是我的家，我的家乡没有霓虹灯”走进人们的视野，彻底颠覆了传统流行音乐工业中的诸多标准。 　　罗大佑的专辑《未来的主人翁》是詹宏志接手的第一个案子。“他的音乐是有话要说的，你必须把他的意见和他的音乐整体看待。这对当时的台湾流行音乐是莫大的冲击，所有的工作方法都得变。” 　　1983年底，詹宏志为罗大佑举办了台湾第一场真正意义上的个人演唱会。为了展现摇滚的力度，他甚至租来了全台北所有的音响。那次演唱会后来成为台湾流行音乐史上的经典和标杆。 　　轰轰烈烈的台湾新浪潮电影运动中，詹宏志也“张望”了一回。 　　1983年，由侯孝贤???曾壮祥、万仁合导的《儿子的大玩偶》一片发生“削苹果事件”（《儿子的大玩偶》上映前，虽已通过官方审核，却遭一些影评人士用“中国影评人协会”名义密告中国国民党文工会，指称片中贫穷落后及违章建筑的画面不妥当，恐有影响“国际形象”的疑虑。属于党营企业的“中央电影公司”在未经当事人同意下，打算修剪其中“苹果的滋味”部分片段。《联合报》披露后，引发台湾舆论界一片哗然，纷纷批评其官僚作风，迫使“中央电影公司”放弃删减。最终，影片一刀未剪通过上映。此事件常被称为“削苹果事件”——记者注），时任《中国时报》编辑的詹宏志在副刊以全版声援该片，撰文为新电影在舆论上造势。 　　1987年1月24日，包括杨德昌、侯孝贤、赖声川在内的53位台湾文化人和电影人，在《文星杂志》和《中国时报·人间副刊》上联名发表了“台湾电影宣言”，阐释了对政策单位、大众传播、评论体系的“怀疑”、“期望”、“呼吁”及新电影工作者的决心。 　　作为该宣言的执笔者，詹宏志没有想到，宣言发表后并未产生预期的影响，反而加剧了原有的争论，让台湾新电影运动从此分崩离析。 　　“摇笔杆不可能解决台湾电影面临的问题。让一部作品出现，远比10场论战有意义。”此后，詹宏志改变了旁观者的态度，亲自参与电影工作。侯孝贤正筹拍的《悲情城市》成为他实践的第一步。 　　陪年代集团董事长邱复生吃了一年早饭后，詹宏志终于说服了这个之前和电影界没有任何关系的投资者为《悲情城市》的拍摄埋单。 　　结果，这部于1989年发行的电影，赢得威尼斯影展最佳影片“金狮奖”，成为台湾首部获得这一荣誉的电影，并在台湾获得过亿台币的票房。 　　为表感激，侯孝贤在收到2000多万元新台币片酬后，当天就拎了50万现金去詹宏志家。 　　“够意思的小朋友” 　　“做出版，我有点如鱼得水的感觉。书的节奏，让我可以慢慢地考量，慢慢地布局。”詹宏志说。 　　早在高中时代，偶然看到商务印书馆早期开拓者张元济先生的事迹，詹宏志对出版业有了这样的初步认识：“我看见一个知识生产事业(出版业)可以如何影响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发展与命运。” 　　1975年，詹宏志从《幼狮文艺》主编痖弦处领到了担任文学编辑后的第一项任务：给几位年轻作者写信约稿，参与杂志的年轻创作者写作推广计划——“小说大竞写”。那次比赛让张大春、朱天文、朱天心等人成为台湾的“新锐小说家”，也成为詹宏志踏入台湾文化圈的起点。 　　彼时，初出茅庐的詹宏志颇有几分傻气。这个出生在台湾南投乡下的年轻人，曾为邀请古龙开设专栏，与他斗酒，干掉了一整瓶Johnny Walker黑牌威士忌，醉得不省人事。 　　几年后，古龙口中那个“够意思的小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