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走越窄道路谈张爱玲晚期自传.docVIP

越走越窄道路谈张爱玲晚期自传 　　一、前言 　　张爱玲（1920—1995），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位杰出而又传奇的女作家，也是中国作家中少有的双语写作者之一，她家世显赫，经历坎坷，作品繁多，文采纷繁，风格独特，语言时而辛辣时而温婉。她早期的作品一经问世就引起巨大轰动，迅速声名鹊起。然而，张爱玲在1952年离开了大陆赴香港后旅居美国，在异乡坚持写作，也涉及英文翻译和创作。自1957年始的近40年可称之为张爱玲创作的晚期，此时她的文学创作主要是改写自己早期及他人作品，有《半生缘》《海上花列传》等，或是断断续续完成一些中、短篇小说与散文，如《色·戒》《五四遗事》《郁金香》《重访边城》等；写自传体小说和散文是她旅美写作的重头戏，作品有小说《雷峰塔》（The Fall of the Pagoda ） 、《易经》（The Book of Change）、《小团圆》及散文《对照记》。1957年以后张爱玲的写作大多选取她最熟知的素材，即个人早年生活，她渐渐将主要精力集中在回顾自己的人生上，虽然1957年时她才38岁，但正如她在《小团圆》中写的：“过三十岁生日那天，夜里看见洋台上的月光水泥……她三十年已经太多了，墓碑一样沉重压在心上。但是她常想着，老了至少有一样好处，用不着考试了。” 心态上开始呈现一种老迈迹象，创作上也好似走在一条越来越“狭窄”的路上。题材选定相对狭隘可能是暮年心态致使，也可能与她文学观念有关。与其创作早期大为不同，生活的环境、状态等外部因素多多少少也影响了她的创作思路。 　　学者们对张爱玲晚期的评论可谓是毁誉参半，更有学者指出：“熟知张爱玲的人，读《雷峰塔》与《易经》，初初会有些失望（大致不出《私语》《童言无忌》和《对照记》内容）。”[1]后期的文本既重叠早期文本，也与后期其他文本有颇多雷同之处，张爱玲自己似乎也有察觉，在1976年给宋淇的信中她将此解释为：“《罗生门》式的角度不同。”[2]张爱玲究竟有没有从不同角度解读同一事件？其晚期自传作品创作的成败与之紧密关联。 　　二、语言的不同也摆脱不了形式上的复制 　　张爱玲晚期开始用英文写自传小说，这也是她在写作形式上的一种创新。用英文创作中文故事看起来似乎是为了解她本人以及她的早年生活提供了新的素材。然而，从《雷峰塔》与《易经》这两部英文小说来看，她并没有突破以前的创作模式，只是在换一种语言讲述过往的故事甚至是曾经讲过的故事。李欧梵（2010）曾评述《雷峰塔》更像是一部创作与翻译合一的作品。[3]事实上，她的这两部英文自传小说并没有被美国读者广泛接受。究其原因应该也是多方面的。张爱玲在她的英文自传小说中过多地使用中国元素可能是主要原因之一，语言的差别使得表述又往往达不到一一对应的效果，如张在小说中大量地采用英文表述汉语惯用语，正是沿用了她中文写作的方式，结果使得不懂中文的英语读者体会不到字里行间所暗含的中文表达艺术和深刻的文化内涵。 　　三、青春的流逝与创作视野的变化 　　胡兰成曾在《杂志》上发文《评张爱玲》，他从“青春”角度论述张，主要谈及青春时期张爱玲的创造力，更认为张“以洋溢的青春之旖旎，照亮了人生”[4]180。然而胡又认为张爱玲的“青春是要消失的，她对于人生的初恋将有一天成为过去，那时候将有一种难以排遣的怅然自失，而她的才华将枯萎”[4]185。对于胡来说，张爱玲身上有“希腊”男性的创造力与“基督”女性的慈悲胸怀，并断定它们是张的成功之源，倘若张爱玲丢失悲悯之心，即放弃对待一切事物的宽容和慈悲态度，张的创作难免陷入困境。实际上，张爱玲在旅美时期是非常封闭的，思维仍然停留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上海，对于她来说，她的家，她的灵魂始终在那里，她的晚期自传作品都流露出浓郁的上海情结，将她所熟知的上海故事一遍遍照搬到她的后期作品中，于是在故事、主题、人物乃至细节、语言上多有互相雷同之弊病。语言与细节上相同到只是换了一个人名，她的两部英文自传小说更像是在翻译。早年的傅雷曾在《论张爱玲的小说》里就张承袭旧小说词句做过严厉的批评，而张在《自己的文章》中也解释道：“我想将来是可以改掉一点的。”[5]在晚期的自传中张忘记了这一点，语言与细节上的似曾相识随处可见。 　　事实上，张爱玲在美国一直无法适应，“离开了她的上海和前半生后，在自己憧憬的西方世界自我监禁了四十年，与外在环境全然无涉，连与赖亚的婚姻也不能改变这事实。她聚精会神反复改写那没人看的童年往事……在絮絮叨叨问候宋淇与邝文美的琐碎里，直到生命的终结”[1]。异乡旅居生活使得张爱玲脱离了她所熟知的社会和生活，使她没能像40年代一样立足自身关注大众，使她无法放飞心灵、放纵才情。美国心理学家克雷奇认为：“早年的经验成为一种无法摆脱的定势，会给审美直觉以强大影响，实际上是一种限制。”张爱玲也曾在《对照记》中坦诚：“这些记忆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