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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知识工作者专业精神 　　关于“知识工作者”的概念，最早可见于彼得?德鲁克在1966年发表的著作《卓有成效的管理者》。在书中，德鲁克先生强调了“知识工作者”(knowledge worker)和“体力工作者”（labour）之间的区别，指出有别于“体力工作者”被严密和细致的督导的管理方式，“知识工作者”必须自己管理自己，自觉地完成任务，自觉地做出贡献，自觉地追求工作效益。 　　因为我们还没有一种方法可以像考评体力工作者那样对知识工作者进行日常的考评，惟一可以考核知识工作者的只是他们最终的绩效。因此“知识工作者”必须具有一种“专业精神”：对自己负责，对组织的绩效负责，在日常的工作中卓有成效。 　　我们的社会已经逐渐开始向知识社会转变，社会的中心越来越转向知识工作者，获得求职机会和好职位，越来越需要大学乃至更高的学历。随着知识日渐成为一种资本，相较于昔日的“装饰物???，知识如今已经在切实且大幅度地提高着整个社会的生产率，在经济、管理、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发挥着巨大的作用。挖掘和培养知识工作者已经成为企业乃至整个社会最迫切的任务，然而我国在培养知识工作者的过程中却普遍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片面的理解了“专家”的含义，在培养专家这一最为重要的知识工作者的过程中，重视了“技能”忽略了“责任”。 　　在英文中“专家”这个词源自――profess，意即“像上帝发誓，以此为职业”的人。我们不是因为专业技术成为专家，而是因为把对顾客负责作为我们行事的出发点，而成为专家。专家是以专业为前提的，而专业又是以业为前提，所谓的“专”只是一种实现“业”的方式，如果没有“业”就像做事情没有了结果那么你再怎么专又能如何？充其量只是一名专业技术人员而称不上专家。 　　专家的“业”其实就是为顾客创造价值，其“专”其实就是为了达到此项目而必须学习的技能，如果忘记了“业”仅仅是“专”非但很难培养出真正的专家，相反倒会给社会造就一些“麻烦制造者”。像收受红包出售假药、过期药的无良医师；为了金钱歪曲事实的律师；协助安然、日本的西武铁路集团和日本株式会社伪造财务报表的会计师；出现歪曲事实、捕风捉影的记者。对他们而言专业技能只不过是他们遮掩自身行径蒙蔽他人的工具罢了。 　　正因为如此，对于从事各种专业工作的人，区分出哪些人是专业的，哪些人是徒有虚名的，这才是“顾客至上”，这才是真正的“专业精神”。只有那些懂得控制自己的情感，并靠理性行动，不仅仅具备较强的专业知识和技能以及较强的伦理观念，而且无一例外的以顾客为第一位，具有永不厌倦的好奇心和进取心，严格遵守纪律的人才称得上“专家”。虽然现在几乎所有针对专家的定义都把焦点对准知识和技能，而忽略了顾客的存在。笔者认为这是不够准确的，因为这至少违背了“专家”这个词的初衷。 　　中国其实并不具备“现代职业”的传统，传统的中国社会是一个小农经济为主体的经济，最大的特色就是没有明显的社会分工，以家庭为单位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无法形成大规模、大范围的交易。加上“重农抑商”的思想使得“除了耕地以外的职业”缺少固定的规则，没有规则只好用道德调节。 　　中国文化这种对职业的定义，与现代商业文明有着本质的区别。现代商业文明中业是清楚的，是第一位的，这才有对事（业）不对人（职）。而在中国文化中业不清楚，但人（尤其是职务）是清楚的，这就是权谋思想的来源：对人不对事，没有一个客观的标准，那就只好用道德或者权谋来调节。 　　中国的企业往往抱怨大陆缺少真正的职业经理人。然而造成现今这种人才匮乏局面的，有历史原因，更有现在企业自身的责任。相当多的中国企业家在管理中把“专”字放在第一，把“业”放在第二。因为在他们看来，没有对个人忠诚，“专”就毫无意义。所以，我们大可怀疑目前相当一批强调以“德”智利公司的企业家，他们对德的解释多半就是对他个人的忠诚。 　　当时我们要知道，独立性才是现代职业经理人的根本支柱。所谓职业经理人，就是以市场制度与客户价值为行动准则，通过管理创造价值的那一群人。如果没有市场制度与客户价值的独立性，就不可能有职业经理人的独立性，这就是为什么职业经理人宁可冒着被老板开除的风险，也要遵循商业规则与捍卫商业道德的原因。如果经理人每天想着的是如何讨好老板如何对老板尽忠，那么他还怎么去维持职业经理人的独立人格呢？因此上有所好，下必有所效。中国的企业家希望中国出现更多的职业经理人首先应该做的是对自我的超越。 　　德鲁克曾说过：“企业缺少的是这样一批对顾客负责、对职责负责、对自己的绩效负责，哪怕冒着被老板开除的风险也要遵循职业规则和职业道德的专业人士。这些专业人士是真正的“知识工作者”，他们对自我进行管理，对绩效负责，不受控于自我的私欲抑或老板的喜好，他们是组织发展最坚实的基石。” 　　一流的组织无不以培养具有“专业精神”的人才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