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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与教堂之争--谈编辑权与经营权 　　许知远/文 　　《纽约时报》发行人阿瑟·苏兹伯格想在该报的言论版上发言。于是，非常客气地给他的总编辑罗森涛留了一张便条，询问他这样的文章是否值得发表，并声明采用与否全凭编辑的需要。作为这家有着一百多年历史、能够影响总统选举、政府撤军的出版物的最高决策人，苏兹伯格深知不容干涉的编辑权是确保该报获得长远成功的基础。所以，该报在挑选每 一位总编辑时都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小心翼翼，一旦决定，则总编辑的权威与意志是不容挑战的，他定夺报纸上的每一个细节。 　　阿瑟·苏兹伯格遵循的是新闻界长期以来的游戏规则，编辑权与经营权的截然分开。亨利·鲁斯用“教堂与国家”来形容这一点。上个世纪40年代以后，为了解决“时代-生活”集团因规模迅速扩张而带来的管理混乱问题，鲁斯设立了发行人与主编制。对于时代集团内的任何一本杂志，前者负责发行、广告等经营业务，是国家；而后者全权处理编辑事物，为教堂。两个部门之间隔着一堵无形却厚实的墙壁。 　　由于亨利·鲁斯认定新闻工作的首要任务是“社会责任”，其次才是利润，所以，鲁斯时代的“教堂”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而他本人也更乐于别人视他为时代公司“总编辑”，而非什么最高行政总裁。对编辑部门的尊崇，是弥漫于80年代之前美国新闻界的普遍作风，教堂是崇高的、精神的，而国家是世俗的。因为，此时相当多的媒体公司的最高首长是由编辑记者升任。 　　在《华尔街日报》的改造人克劳伦斯·巴荣看来，一个不懂写作的人怎么可能成为《华尔街日报》的发行人？一段或许莫须有的争吵传神地传达出当时的这种气氛。那是在40年代末的《华尔街日报》，广告部负责人费斯特用尽心思拉来了福特公司的巨额广告，但他需要一个比较重要的版面，于是去找发行人基尔戈尔，总编辑克比恰好也在场。 　　显然，基尔戈尔对于损害读者利益、迎合广告要求不太感兴趣，因为《华尔街日报》的主要版面是不容出卖的。克比也挖苦道：“不要答应别人你自己做不了主的事。”费斯特反驳道，是广告在付你薪水。此时克比暴跳如雷：“是记者们付我薪水，你的也是。” 　　今天的记者们愿意回顾那个年代的美好时光。报纸、杂志不仅是一件商品，它更有着崇高的社会使命，高品质的内容是确保媒体成功的最关键要素。在那个时代，伟大的编辑们，不管是《纽约客》的威廉·萧恩、《君子》杂志的哈罗德·海斯，还是《华盛顿邮报》的本·布拉德利，都有着崇高的威望，他们对于自己的职位有着深刻的自觉意识，出版商对这些编辑们也尊敬有加，寻找一位成功的作者似乎比一家广告客户要重要得多。《纽约客》的发行人弗里希曼对于威廉·萧恩尊敬得有如父辈。奇迹也正如此，对商业行为嗤之以鼻的《纽约客》在萧恩时代获得了空前的商业成功。 　　可以肯定地说，80年代是社会风向的转型期。里根政策与华尔街投机共同创造出的浮夸风气渗透当时社会每一个角落。那些鲁斯时代的老一代出版人正在消失，教堂的崇高地位正在迅速坍塌。几个关键事件见证了这一点。以空洞的时尚杂志、煽情的地方新闻起家的纽豪斯出版集团分别于1981年与1983年购买了声誉卓著的兰登书屋与《纽约客》杂志；1985年，坏小子努哈斯利用推销消费品的方式成功创办了垃圾报纸《今日美国》；1989年，时代-生活公司购并华纳兄弟公司…… 　　《哥伦比亚新闻评论》在1987年说道，MBA正在成为新闻业的新老板。这些例证恰当地说明，新闻出版业的报人传统正在断裂，那些受商学院训练的人对于报纸与杂志不再有鲁斯当年的特殊感情，他们把出版物理解为与汽车、化妆品、洗发水毫无区别的商品。他们对于利润、对广告商、对商业数字图表的关心，远远大于编辑理想、杰出的新闻作品。在鲁斯一手缔造的公司，伴随着时代-生活集团与华纳公司的最终合并，总编辑这一曾经与公司总裁平起平坐的职位失去了光彩，它成了一个部门领导的代名词。一手促成这次并购、今天的时代─华纳公司的CEO杰纳德·李文从来就没有看得起过编辑的工作。尽管，编辑独立的传统依旧得到表面上的尊重，但谁都清楚，这世界已经改变。 　　90年代之后，这种变化一再加剧。不管是时代集团、《洛杉矶时报》、《纽约客》这样的老牌出版物，还是《连线》、《快速公司》这样的新生物，“国家”都正在毫无廉耻地吞没着“教堂”，编辑们被要求与广告人员一样为公司创造直接利润。鲁斯时代的一切为读者考虑，变成了一切为广告客户考虑，况且，这个时代读者们似乎对于严肃的阅读也没有兴趣。《哥伦比亚新闻评论》在1998年以《洛杉矶时报》为例刊登出封面故事“教堂与国家之争”，对于新闻理想、编辑独立原则正在遭受的玷污表示惊愕。《洛杉矶时报》的负责人威利斯的看法代表了多数当代媒体经营者的看法：“有没有(教堂与国家之间)那道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报纸要做到公正”。然而，没有那道墙，怎样做到公正？面对IBM公司这样的广告客户，这些不喜欢“墙”的经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