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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我的专业来看国学与西学中的问题 物理学院 王曙光 我的专业是物理学。物理学是现代科学中的一个基础学科，从大学专业划分来看，它属于地地道道的理科范畴，偏重于高度的理论概括，精确的实验证明，严谨的逻辑推理。在自然科学体系中，数学是最为理论最为概括的，是基础中的基础，应用最为广泛。而物理学仅次于数学。工科类讲求实践与操作，注重技术具体应用，于原理一类不甚追究，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数学则希望将其绝对的、无所不能的逻辑推广到万事万物，严谨到锱铢必较、睚眦必报（其实也正是由于其彻底的严密逻辑，我们在应用数学时才会放心）。如一个简单的命题，数学家总是搜肠刮肚地找全各种条件或情形来验证其正确与否——或者说，他们对这种逻辑的欲望是个无底洞。而一位操作熟练的技术工人，是很难从原理层面上做出概括或创新的。 所以，作为一物理人，是经常对自己的专业感到自豪的——尽管大多数都抱怨难学。小到原子核，再到组成原子核的质子和中子，再到组成质子、中子的夸克，大到地球、宇宙，都属于物理学的研究范畴。我们严谨踏实，却不拘泥于数学的冥思苦想；我们即物求理，却不仅限于工科的囫囵吞枣。物理学既抽象又现实，既古板又洒脱。包罗万象，华丽璀璨。 之所以花大量篇幅来描写物理学，是为了让读者体会到专业视角。下面转入正题。如果从一个纯正西方人的视角来看的话，不仅仅是物理学，中国没有真正意义上自己的自然科学，根本没有产生（更有甚者，因为中国没有像西方《纯粹理性批判》、《自然辩证法》之类的“哲学”书，便说中国没有哲学；因为中国只有“不像样”的几本“史书”，便说中国没有历史学）。的确，从物理发展史来看，古代东西方各自产生了自己的经验物理学——此时的物理学还没有从哲学中分化出来，人们对自然的认识处于现象的描述、经验的总结和思辨的猜测阶段。到十七世纪初，以文艺复兴为先导，经典物理学飞速发展。以系统的观察实验和严密的数学推导为基本方法，物理学从宗教的牢笼中挣脱出来，建立了牛顿经典力学体系。而后，物理学的辉煌一直持续到二十世纪上半叶，建立现代物理学。然而，就是我们现在广为学习的现代物理，却与中国人没有关系。大家都知道，我国古代自然科学相当发达。发明创新数量绝类离伦，欧洲诸国望尘莫及。“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这是科技史上的大难题，称为“李约瑟问题”。 如果我们从思想史的角度考察物理学史，我们可以发现，处在第一期的经验物理学时，东西方的先哲们虽然都从经验的角度对物理进行总结，但很明显，古希腊或西方哲人更多是带有一种理性而又颇具浪漫的眼光，中国古人或东方人则是一种彻底现实的思路，到后来一直把它发扬光大。所以我们祖先的发明大都是技术层面上的，类似于今天工科思路。四大发明没有一个是冥想得来的。西方哲学家很早就擅于这种冥想，理性思维特别发达，所以“力”、“原子”、“地心说”、“飞矢不动”等等命题或概念便产生了。很明显的，我国古人的天象记录是世界上最全面最精确的，却没有一人研究其规律。记得吴文俊院士在《东方数学的使命》中讲，东方数学偏重于实际的算，解决实际问题。我认为要从思想差异的角度深入考察。一般学者会从第一轴心时代谈起。的确，这时差异就集中显现出来。中国古人好似一种早熟而不太成熟的理性。例如，古人很少思考天地之外或生死问题。诸子百家都是如此。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所有的时代的智慧都在思考如何使世界恢复合理的秩序——连最逃避的道家如《老子》也在讨论如何治国，其他可想而知了。然而，这种考察有些“腰斩”之责。中国的思维产生于更古老的蒙昧时期。葛兆光先生在《中国思想史》中说，“对于生命来源的好奇，对死后世界的敬畏，美感的追求和符号的思维，并不是中国思想的特色而是世界普遍思想的共性……它并不能中国知识与思想的独特理路的起点或基础，我总觉得，对于中国思想史来说，更重要的启发也许来自以下几个考古的发现，这就是良渚玉琮、濮阳蚌壳龙虎和凌家滩玉版。”我们知道，原始的思维中生死占主要地位，可到春秋战国开化的时代，却莫名其妙地淡化了。另外马克思解释的国家是生产力发展渐渐积累形成的。可在中国却不尽然，广阔的幅员上产生原始的集体，可能大禹治水等集体活动分量要大些。到底为什么中西方思维会如此不同呢？我没弄清，不过地理环境因素可能占主要（但不是地理决定论）。 还有科学与玄学的问题。我认为，物理学（它的绝对主体肯定是指现代物理学）的终极目的，就是为现实物质世界找到一套朴实的逻辑解释体系。这是彻底的西方思路。我们知道，文艺复兴以后，神学地位一落千丈，哲学转而控制思维。到后来随着自然科学的扩张，科学实证主义成了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一直延续到今天。它是以绝对的理性和唯物来解释世界的一切。从侧面举一个例子。清末时期，国人开始认识西方时，最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