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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后中小学历史教科书中“辛亥革命”书写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就很重视历史课程，从小学高年级、初中至高中每个年级均开设历史课，由人民教育出版社等教材发行单位相继编纂出一系列供中小学生学习和参考的历史教材。作为20世纪重大政治事件的辛亥革命也被编入其中，对它的书写则体现了不同阶段中国人历史观念的变化。 　　一、 阶级斗争史观下历史教科书中的辛亥革命 　　1949年10月1日，开始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新中国的文化教育开始以提高人民的文化水平，肃清封建买办的法西斯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为主要任务。中小学的历史教育开始承担起培养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接班人的重任。当时，由国民党政府编写出版的历史教科书因其形式、内容的不完善与不合理及其在意识形态上的偏差被普遍停用。在教育部钱俊瑞副部长（中共教育部党组书记）“以老解放区的新教育经验为基础，吸收旧教育的有用经验，借助苏联经验，建设新民主主义教育”的指示下，新中国初期中小学历史教材的编订工作陆续展开。 　　1950年秋，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编审局编定的《初级中学中国历史课本》，由新华书店出版，供全国统一使用。这是一套应急课本，编写时间短促，该教材根据“以解放区教育的新教育经验为基础”的方针，以陕甘宁边区《中学历史》为蓝本，体现了强烈的无产阶级革命立场。在书写辛亥革命一章时，先前被国民党政府大肆宣扬、不断夸大、国民党化了的辛亥革命作为20世纪初年政治经济发展的主要突出事件被重新写入，突出了它在中国革命历史进程中所起的承前启后的作用。编者注意到，由于帝国主义势力的侵入，使中国人民一方面感觉到发奋自强的必要，一方面发现了满清政府的腐败，而变法维新和立宪运动的失败，更显得唯有推翻满清，中国方始有救，从而客观解释了辛亥革命能够很快推翻满清的一个主要原因。教科书同时指出：“当时站在‘推翻满清’这面大旗之下的，有单纯以反满为宗旨的，有实际抱着改良主义政治思想的，甚至存心夺取革命果实的反革命派也混在里面。坚决主张建立民国的革命分子却占少数，而且也缺乏实力。因此满清政府倒了以后，革命果实就落到了反革命派的手里。”课本告诉学生：“必须分清当时谁代表革命势力，谁代表反革命势力；注意革命势力怎么会向反革命势力妥协的，反革命派凭什么夺得了革命的果实。”[1]着重强调区分革命势力与反革命势力，是为了让学生认识到阶级划分的重要性。对于辛亥革命事件本身及孙中山的反满活动，编者没有将其作为重点介绍，只是做了简单的回顾。 　　与国民政府时期对辛亥革命持高度肯定态度的解读不同，新中国的历史工作者则将辛亥革命及其领导人置于“人民至上”的语境中进行解读。至于指导革命的三民主义思想，因不符合新民主主义的思想构建而不再提及。此后的三四年间，又有借鉴各大边区中小学教材的新修订本相继出版发行，如三联书店的《高级中学中国近代史》（1951年，由华北教育部教科书编审委员会修订）、人民教育出版社的《高级小学历史》（1952年，参照前华北人民政府教育部、教科书编审委员会的《新编高级小学历史课本》修订）等，其有关辛亥革命的知识传授也与新华书店的版本大致相似，只是内容略有增减，展示出人民民主政权下新的历史书写方式。 　　1956年后，中苏两党的分歧渐渐出现，不久之后发展成为理论交锋，中国共产党把反对修正主义和反对帝国主义并列起来。至1957年夏，又开始了声势浩大的“整风反右”运动，国际、国内的阶级斗争都空前紧张起来，中央要求各个领域都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和以无产阶级政治挂帅，“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成为教育方针的核心。在整个“左倾”的形势下，历来被认为负有向学生进行政治思想教育任务的中小学历史课增加了不少理论教条，而减少史实叙述；把农民战争写得完美无缺，帝王将相则一律遭到贬斥，“资产阶级”也彻底成为被批判的对象。 　　在北京市教育局中小学教材编审处编写的北京市高级小学试用课本《历史》（下册）中，编者采用“红线串珠”式的体例，按照 “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这条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重新审视了辛亥革命。课本强调，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国家强租我国港湾，在我国修铁路、办工厂、开矿山、建教堂，划分“势力”范围，镇压正义的义和团运动，企图瓜分我国，而作为“帝国主义走狗”的清朝统治者不但不能挽救中国，而且越来越腐败。面对帝国主义日益加紧侵略中国，清政府日益腐败的危急形势，孙中山在太平天国革命斗争故事的影响下，走上了复兴中国、革命反清的道路。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孙中山锻炼成为一个革命家。对于武昌起义的经过，课本明确表示：“这次起义是在孙中山领导的历次起义的鼓舞下和广大人民的支援下，革命军经过英勇斗争才取得胜利的”。[2]作者还突出了革命军渡过长江占领汉口时，广大人民群众热烈支援